曹文轩先生获奖，是文化圈的喜讯与福音，是国际认可与文化接轨的大事。笔者却由此想到了“儿童文学”的外延问题。

  鲁迅说过：“看十来岁的孩子 , 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国的情形。”进一步说，看十来岁的孩子在读什么书或者有没有适合的书读，大抵也不难明白二十年后青年一代的文化层次。

  江苏少儿出版社1998年版的《草房子》，到今年2月已经是61次印刷，先后获得了冰心文学奖、第四届国家图书奖、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剧本奖、第四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第五届宋庆龄儿童文学奖、第十四届德黑兰国际电影节特别大奖“金蝴蝶”……然而，大学的当代文学课基本上是不提的，中文系的同学也寓目者不是太多。直到这次获奖后，一位研究生毕业、已经评上副教授的弟子发来微信：“读完《草房子》，我流泪了，里面的道义、坚韧、爱的力量让我想了许多。是不是所有年代的农村生活都是近似的呢？”看来宣传与获奖——乃至“出口转内销”还是必要的，酒香也怕巷子深。问题是：在这个浮躁的年代，我们对于自己的文学名著，如何才能够耐心地读下去？如何才能够不再“数典忘祖”？

  前几年的暑假，笔者去了东北欧探亲出游，在法兰克福、慕尼黑等地候车，总是看到等人的司机在阅读，一问都是德国文学名著。去年10月20日，英女王送给习近平同志的礼物就有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全集。当年，英国首相、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丘吉尔说：“我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愿失去一个莎士比亚。”如今，女王的礼物说明丘吉尔先生式的自信仍然在延续。至少，女王认为在2015年拿出来莎士比亚并不过时。再看看吾侪，常常是在微信里欣赏捉弄四大名著的段子，却没有认真读过哪怕一章。

  儿童文学一端也是如此，在一些读者乃至专家眼里，那似乎是编出来“哄小孩”的儿童玩具。殊不知严格意义上的“童话”全都是写给大人看的。换句话说，其中的人生哲学、精神寄托、尊严信念都是可以从成人的角度来体验、吸收的。去年，为了讲授庄子的“齐物论”，笔者又读了一遍美国E·B·怀特的童话《夏洛的网》，到结尾，救命恩人蜘蛛夏洛死去，跛脚的小猪威尔伯全心呵护着夏洛的514个子女，笔者仍然流下了不值钱的热泪。因为不知道这辈子有谁能为了你绞尽脑汁，因为时下“商业性友谊”充溢而真情日渐其少。

  二孩放开后，儿童玩具市场火热了不少。看到充满现代声光电的玩具，笔者悲从中来：里面的儿歌录音找不到几个“文化含量”能够与我数千年文明古国匹配的。胡编乱造、毫无逻辑、声韵乖谬、不知所云的所谓“儿歌”让我十分怀念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儿歌。翻一翻上海社科出版社1999年版的《20世纪儿童文系列·百年诗歌精品》，彼时的儿歌作家是梁启超、黄遵宪、李叔同、鲁迅、胡适、李大钊、刘半农、刘大白、闻一多、朱自清、郭沫若、冯雪峰、俞平伯……至今流传的“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是李叔同先生1914年填词；“排排坐，吃果果”是历史学家顾颉刚1922年的作品。再看看当代作家，像曹文轩先生这样立足于以文学写出哲学，用绘本稀释文本的作家，实在是太少了。我想，这或许是此番获奖最有益的警醒。

  在《草房子》的跋语《追随永恒》里，曹文轩说：“即使你想完全熟悉今日孩子的生活（而这在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你也应该有你自己的方式——走近的方式、介入的方式、洞察和了悟的方式。我们唯一要记住的是，感动人的那些东西是千古不变的，我们只不过是想看清楚它们是在什么新的方式下进行的罢了。”

  中国文化的大特点是亲情重，为了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也要为曹文轩这次的获奖点赞，也要为自己的孩子留下一点心影心响。当然，前提是认真阅读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