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敏

  父亲离开我们好多年了，他的身影好像还在身边。

  我从来没有再见过比我父亲还固执的人。那一年我父亲在县城我家住，我请好了假，买好了火车票，要带父亲去北京一趟。父亲活大半辈子去过的最大城市是开封。那还是去给大姐看病。大姐肚子里长了“块”——有一个硬东西，看了不少医生都没有办法。后来听说开封有一个外国医生看得很好。父亲是捎着菜馍捎着水壶，带着大姐沿着陇海铁路步行过去的。让医生看过后就回来了，根本就没有舍得转转看看。父亲肝硬化几十年了，现在也七十多岁了，还能活多久，再不去可能就去不成啦。我把这事儿一说，他回答得非常干脆：不去！我说：为啥不去呀？他说：也不为啥，就是不去。他小时候有一个很要好的发小在北京部队里是军级老干部。我说：河意哥想您啦，给我打电话让您去嘞。他说，瞎话！我才不信嘞！我急了，说，这一次，您必须去。他说，我就是不去，看你能咋着我。你就是捆住我，把我弄车上，我把绳子咬断，跳下车，还是不去。话已经说到这个份儿上，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过后，我问母亲，父亲咋恁坚决不去北京呀。母亲说，他心里是想去，怕多花钱，还怕犯病了给人家找麻烦！父亲走了，再也去不了北京了，成了孩子们的终身遗憾。

  父亲就是这样，他认定的事儿，你别想改变。父亲还不到50岁，得了黄疸型肝炎。那时候这个病是非常难治的呀。家里人跟他说，想每年给他过一次生日，咋说他都不同意。大姐二姐便商量着来个先斩后奏，可是坏了！父亲夺过礼篮子往大门口一甩，油条、馒头、果子滚了一地。说，我的话恁不听，我不回家了，让恁自己过去吧。

  别看父亲脾气那么怪，但心地特别善良。一个外地正骨大夫技术不错，初来时没地方住，我家里住房也很紧张，父亲让人家在我家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俩也成了好朋友。父亲学会了正骨。正骨大夫走后，谁扭住腰了，骨头错位了，来到我家，不大一会儿就给治好啦，还从来不收钱也不收礼品。他说，人家得病了咱只动动手，收啥钱。所以经常有人来治病。一次邻村一个妇女领一个小孩儿来正骨。小孩嫌疼，哭着还破口大骂。我父亲一点不急，仍然认真地治。我哥生气，在一边说，不收一个钱还挨骂，要是我，早就一脚踢他一边儿去了。父亲说，人家是来治病的，咱跟小孩子治啥气。

  后来，父亲得了肾炎，得了肝硬化腹水，都是我们几个给他想方设法治，一直稳定几十年没有恶化。父亲年龄大了，火气也消了不少。我在县城工作，混得还算可以，每年开着车回家给父亲过生日，父亲不但不制止，还有点高兴。那一年我在一个县当宣传部长，带着摄像机，回来给父亲过生日。父亲穿着我“退役”的中山装，扣子扣得紧紧的，戴着一顶褪了色的蓝帽子，裤子也是我“退役”的涤卡蓝色裤。我很自然地录着像，还录了父亲坐吉普车的镜头。大女儿春风拉开车门，手一摆说，爷爷请！请上车。父亲笑笑，上了车。快到开饭时间了，我说，父亲，您别紧张，随便说几句话吧。他笑笑说，哎，别说啦！说啥耶。我说，您想说啥就说啥！父亲吃完一根香蕉，挠挠头，扶了扶帽子说，今天是我的71岁生日，孩子们都来了，我很高兴，就这吧。我说，太少了，再多说几句。他又笑笑，很正规地说，说起来我都活不这么大年龄。几十年了，我得了大病，都是士敏、士真他们几个给我弄药，给我治。好了，我很高兴，真的很高兴。嘿嘿，就这吧。后来东屋西屋各摆了一桌，开始吃饭。

  一天深夜，家里打来电话，说我父亲病重，让我赶紧回去。我想赶紧回去不如带着医生重要哇。到家时我才知道，父亲看过电影，和我母亲我哥哥说好长时间的话，突然一歪头就断气了。父亲肯定是心肌梗死。父亲没有住过一天的医院，光知道看医生治肝腹水，治肾炎了，咋没有想着查查心脏耶！后悔也没有用啦。

  父亲劳累了一辈子，到天上找我爷爷奶奶去了。但录像在，啥时候想再看看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好像就在跟前。

  一个人不管职位高低，金钱多寡，也不管父母有没有文化，有没有对不起自己的地方，他们都是最值得永远孝敬的人。在父母在世时录个像吧，那是永远也不会消失的活动影像，弥足珍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