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虞城县谷熟镇，上大学可以说是我儿时就有的梦想。当时我一个表姐是1964年的大学生，吃商品粮，她就是我学习的榜样。我就发誓，长大了就要像她一样考上大学，用知识改变自己的人生命运。可是命运却给我开了个玩笑，让我的大学梦迟到了12年之后方才实现。我这姗姗而来的大学啊，是我人生的分水岭，命运的转折点。

  1966年夏天，高考指日可待，身为高中应届毕业生的我，仿佛看到了大学正在向我招手。在我眼里，大学录取通知书，不仅可以视为囊中之物，而且还要挑挑拣拣，非名牌大学不上，因为我的成绩在班里一直是名列前茅。但谁又能知道，正在憧憬中等待高考时，却接到国务院的通知：当年高考推迟半年，高中在校学生，集中精力搞“文化大革命”。突如其来的变化，对于我不亚于晴天霹雳。

  半年过后，“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结束，还蔓延到了机关、工厂、农村。不久，我的高中生活结束了。农村户口的我回到了农村老家，当了一名社员。在农村，既看不到报纸，也听不到广播，像是被封闭在罐头盒里。面朝黄土背朝天，整日为“工分”奔忙，这就是我当年生活的真实写照。艰苦的生活，一点点磨灭我心中的大学梦。上大学，再也不是我期盼和争取的事。

  1977年秋，响雷般的信息传出：取消推荐升大学，恢复中断多年的高考制度。招生简章对“老三届”高中生的报考条件固然附加了若干修辞，但总算给我们留下一条进入大学校门的狭长胡同。当时听到这个好消息后，我像在绝望中获得重生，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我激动，我亢奋，我流泪，我捶胸顿足，高喊：“机会可来到了，我一定要去考大学！”一方面我奔走相告，去发动老同学参加考试，一方面告诫自己，考大学是千军万马走独木桥，必须凭实力、智慧去拼杀。复习迎考的两个多月里，我专心学习，三更灯火五更鸡。1977年年底，高考开试，我兴致勃勃地走入考场。但是毕竟12年没有摸过书本，没有接触过考试，答起题来我只觉得眼高手低，力不从心。当年，我平均80分的成绩，没能考入本科院校，而是被商丘师范大专班录取。这个结果并不能让我满意。翻江倒海的思想斗争之后，我放弃了入学，也放弃了1978年的高考再复习。

  临近1978年高考的一个上午，天气炎热，公社一位负责教育的老师来家里找我。他是我初中时的老师，一见面他就开门见山地对我说：“你去年考上师专没去报名，都说可惜。我考虑到你考大学的机会实在不多了，今年高考，我没有征求你的意见就给你报了名，快准备照片补办手续。”说完拂袖而去。批评的言辞、惜才的情分、长者的气度，像是在我背上猛击三掌，使我一下子清醒了，高考之火又在胸中重新燃起。

  因为报名到考试时间太短，1978年高考我等于没有复习就进了考场，但考得还不错。在体检分数线仍然高于普通适龄考生100分的情况下，我进入体检，再次成为上线考生。进入招生阶段，从省招生现场传来消息：继续实行大龄已婚考生同适龄未婚考生分类录取的方法，即两类考生两个分数线。但现场不少大学的招生者，宁收低分合格的适龄考生，不收高分优秀的大龄考生。高招已近尾声，在不少高校招生计划没有完成，纷纷申请降低录取分数线的呼声中，一些本该录取的高分大龄考生，仍被挡在大学门外。后来，省招生办公室规定对符合招生条件的大龄考生，不能歧视，不能拒收。这条硬性补救措施，使我被河南师范大学（时称新乡师范学院）数学系专修班录取。期盼12年之后，1978年已入而立之年的我终于圆了大学梦。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商丘地委政策研究室工作。后来，又先后到宁陵县、睢县、商丘市教育局工作，最后从商丘职业技术学院退休。读大学是我一生的梦想，迟到了十多年的高考帮我实现了这个梦想。四年的大学生活，对我的知识的巩固大有好处。大学里，我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大学不仅丰富了我的知识，还让我养成了严谨的办事作风，开阔了视野，结交了很多朋友。

  回想那年高考，我至今仍是心潮澎湃。如果没有恢复高考，我或许还在老家的代销点工作，干到退休。如果没有那个高考，我不可能有机会进入大学深造学习，也就不可能有我以后丰富的工作、生活阅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