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中，有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历史，如淮海战役总前委在商丘的点点滴滴；淮海战役中，还有许多大家并不熟悉，甚至是完全陌生的历史，如商丘兵站的繁忙，渡江总前委在商丘的成立和运作。商丘，也因为是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两大战役的指挥中心之一，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忙碌的商丘兵站

  1948年11月7日，淮海战役开战的第二天，商丘县城和商丘车站获得解放。为了及时供应部队弹药和粮秣，11月19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指示：在商丘建立总兵站，今后不只是中原的物资，就是华北冀鲁豫的、晋察冀的物资，都要送到商丘再分发转运到前线。11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商丘兵站”（即“商丘总兵站”）的牌子便挂在高丘火车站西边的大门上。兵站对收发、保卫、运输通讯等工作作了具体分工，由时任中原军区交通运输司令部副政委杨国宇兼任兵站站长。

  11月24日，中原军区发出《关于加强后勤保障的命令》，决定郑州——商丘——雪枫组成兵站干线，亳州、临涣、百善集等处设分兵站，由杨国宇在商丘统一负责，扶廷修在雪枫负责。中原军区本部汽车分驻商丘、雪枫两站，受杨、扶二人指挥。不久，又从华北的晋察冀、冀鲁豫等地调来2个汽车团、4辆马车、3000辆牛车，从开封调来142辆马车，统归商丘总兵站指挥。

  12月1日，总兵站接到前线指挥部急电：杜聿明集团放弃徐州，向雪枫方向逃窜。为了确保支前物资的安全，要求总兵站迅即迁往开封。杨国宇接电后，当即通知后方暂停运输、紧急疏散在商丘的物资；以警卫连和汽车团的战士为骨干，教育战俘并组编为临时武装，担任商丘外围警戒。由于前线部队迅速追击堵截，逃敌全部被包围在永城陈官庄一带，没有对商丘总兵站构成威胁，所以兵站没有西迁，从而使淮海战役最后阶段所需的物资，能够就近及时供应。

  在支前的日日夜夜里，大后方的民工车推、人拉、肩扛、牲口驮，冒风雪斗严寒，顶着敌机的轰炸，硬是把大批物资运到商丘，堆满了车站及周边所有的仓库，放不下的物资只好暂时码放在站台上，站台似乎变成了由炮弹、炸药、粮食、布匹、军鞋等物资组成的山岭。

  面对人民群众大力支援人民战争的生动场面，兵站工作人员坚持“放手收，大胆放”的6字原则，宁愿自己多流汗，夜以继日，拼命工作，使兵站工作忙而不乱，秩序井然，保证把物资及时送往前线。

  商丘总兵站对中原野战军所需的有关装备、弹药和粮食等重要物资的及时供应，为我军在战役中取得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如中原野战军四纵十一旅在围歼黄维兵团作战的十几天里，民工送去了43万斤粮食及其他食品，按人数平均下来，每个指战员能吃到猪肉10两（旧制），油1.2斤，盐1.5斤。1949年元旦，所有部队都改善了伙食，有的部队还包了饺子。这同国民党军队饥寒交迫、狼狈困守的情景成了鲜明对照。充裕的给养供应，在瓦解敌军方面也起到了重大作用，一些国民党军官、士兵吃了解放军送给的食物后，纷纷越过封锁线向人民投降。

  在这期间，商丘总兵站还对华东野战军的作战给予了有力的支援。他们把从郑州送来的2亿元中州钞转交给华野；又先后将从郑州、开封、豫西等地发运的1065万斤粮食运到砀山，然后由豫皖苏三分区10多万民工转运至永城等地，供给参加陈官庄围歼战的华东野战军部队。

  战争胜利后，一些国民党高级战俘，如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官黄维，副司令官兼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副军长兼十一师师长王元直，十五军军长覃道善，八十五军副军长张文心、参谋长陈振武等战俘也由商丘兵站转交河北平山县战俘管理所。

  淮海战役结束后，总兵站清点剩余的物资，尚存炸弹1811箱，八二迫击炮弹81箱，汽油595桶，雷管2箱，其他诸如粮食、布匹、被服等依然堆积如山，难以计数。1949年10月，邓小平来商丘车站检查工作，听了杨国宇关于总兵站的工作汇报之后，高兴地说：“搞得不错嘛，应该给你记一功！”这句话不但是对杨国宇的表彰，也是对总兵站和商丘人民在淮海战役中军供工作的肯定和赞扬。

  淮海战役总前委在商丘

  1948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5人组成，邓小平任总前委书记。

  1948年12月12日，毛泽东给淮海战役总前委发出电报，文称:黄维兵团歼灭后，请刘、陈、邓、粟、谭5位同志开一次总前委会议，商议好在邱、李歼灭后的休整计划、下一步作战计划及将来渡江作战计划，以总前委意见带来中央……我希望刘伯承于2月20日至25日间到达中央会谈。

  遵毛泽东电示，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在歼灭黄维兵团后，于12月17日从中野司令部驻地濉溪小李家赴萧县蔡洼华东野战军指挥部，与粟裕、谭震林会合，举行总前委会议，纵队以上干部参加了会议，具体研究了围歼杜聿明的作战方案和渡江作战的初步规划。12月18日，刘伯承、陈毅赴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向党中央汇报。邓小平返回小李家中野司令部。

  12月30日13时15分，邓小平率总前委和中野指挥部从濉溪小李家出发来商丘，15时到达宿县兵站宿营，31日1时20分由宿县乘火车北上，7时许到达徐州车站，休息后于13时乘车西进，18时到商丘车站。

  当晚，司政后机关即进驻商丘县城东南张菜园、周楼、洪庄一带村庄，邓小平和先期到达商丘的夫人卓琳会合，住宿在商丘车站南边的朱集营房。商丘市委书记徐麟村、市长李超伯、朱集办事处主任王焕等向邓小平汇报了商丘解放以来的工作情况；邓小平作了关于在城市工作中要依靠工人阶级，正确执行工商业政策，恢复发展工商业，作好民族资产阶级的工作等一系列指示。不久，邓小平即移驻洪庄（刘伯承来商后亦住此），在司令部驻地张菜园办公（陈毅来商后住张菜园），常到政治部驻地洪庄和周楼指导工作。商丘因此成为实施指挥淮海战役第三阶段战斗和研究部署渡江战役的指挥中心。

  抵达商丘后，邓小平即按照总前委蔡洼会议的部署和中央军委的意图，开始了紧张的工作。1949年1月29日至31日，中共中央中原局高级干部会议在商丘古城召开，主会场设在了古城中山二街圣公会礼拜堂。邓小平以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身份主持了会议。这次会议召开在中国革命转折的历史关头，贯彻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一系列指示，不仅对于动员中原地区党政军民迎接新的胜利起了巨大作用，而且为彻底推翻国名党统治，迎接新中国诞生作出了重要贡献，有着重大历史意义。

  渡江战役总前委成立

  1949年2月11日，中央军委的一封绝密电报划过长空，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发到驻在商丘张菜园的淮海战役总前委。随着这封电报的到来，渡江战役总前委在商丘建立，拉开了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全中国的战争序幕。商丘，这座古老的英雄城市，也因此一度成为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两大战役的指挥中心之一，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淮海战役结束后，随着渡江作战任务的来临，中央军委于1949年1月12日发出“关于华野、中野休整两个半月，并要完成渡江战役准备工作”的指示，中野、华野分别在各自驻地休整。

  2月9日，邓小平主持在商丘古城召开总前委扩大会议，刘、陈、邓、粟、谭5位总前委委员及中原局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了渡江作战时间、战役部署、华野及中野指挥机关和部队的开进，加强军队教育以及后勤准备等问题。与会者表示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军委“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战略决策，加紧调集到新区工作的干部，整训过江军队，作好渡江作战准备。

  会议形成《关于渡江作战方案和准备工作意见》，共8条。会议结束后，粟、谭立即东返贾汪。当日晚，由总前委3位常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署名，电报中央军委。2月11日，中央军委复电。中央军委这封电报的第五条，“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华东局和总前委均直属中央”，意味着淮海战役总前委延续为渡江战役总前委，也可视作渡江战役总前委正式成立，负责全面指挥渡江战役。

  渡江战役总前委在商丘成立后，一方面按中央军委的指示领导华东野战军整编为第三野战军，中原野战军整编为第二野战军的工作，一方面加紧部署渡江作战的工作。2月17日，豫皖苏军区主力部队奉命改编为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第十八军，张国华任军长，谭冠三任政委，准备南下参加渡江作战。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3月24日，刘伯承率领渡江战役总前委及二野指挥机关离开商丘，赶往孙家圩子。从1948年12月31日至1949年3月24日，淮海战役暨渡江战役总前委在商丘共计83天。

  4月1日，总前委离开孙家圩子，先后移驻合肥东郊肥东县瑶岗村、南京总统府、江苏丹阳，指挥渡江战役和解放上海的战役。5月28日，总前委移驻上海。6月初，根据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的指示，总前委撤销，工作人员全部复员转业，总前委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稿件采用史料均由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