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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浒传》中两次出现“南京”这个地名，一次在第二回，鲁智深在酒店里见到金翠莲父女，问道：“你两个是哪里人家？为什么啼哭？”金翠莲回答说：“奴家是东京人氏，因同父母来渭州投奔亲眷，不想搬移南京去了。”第二次在第十三回，晁盖回答雷横的话说：“（外甥王小三）四五岁时随家姐夫和家姐上南京去住，一去去了十数年。”这里提到的“南京”，都是指今天河南商丘，和江苏省会南京市没有任何关系。

  商丘为什么会称“南京”呢？这和宋真宗有关。宋真宗，宋朝第三位皇帝，名赵恒，997年继位，卒于1022年。他在位25年，统治时期治理有方，起用范仲淹等名臣，北宋的统治日益坚固，比较强盛，史称“咸平之治”。 但是后期与辽有“澶渊之盟”，导致国力趋弱，使得宋王朝的“内忧外患”问题日趋严重。宋真宗好文学，比较著名的诗有《励学篇》《劝学诗》以及词作《西江月》等。他还是著名谚语“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车马多如簇”（《励学篇》）的作者。宋真宗曾多次到商丘，他和商丘颇有渊源。

  宋朝“南京”：应天升格，大宋陪都

  宋太祖赵匡胤称帝前曾为归德节度史，归德军驻宋州（今商丘），故陈桥兵变后，立国号曰“宋”。宋真宗追念太祖，认为赵氏之所以得天下，是上应天命，下顺民心，因此于景德三年（1006年）二月升宋州为应天府。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十月，宋真宗自汴京出发，千乘万骑，赴泰山举行封禅大礼，途经应天府。到了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正月，真宗封泰山、祀后土、祭老子祠之后，决定将应天府再次升格，建为南京。五月二十八日，真宗亲自驾临应天府。二十九日，主持隆重的授命仪式，升应天府为南京，改圣祖殿为鸿庆宫，并赐宴三日。此时的南京与首都东京汴梁、西京洛阳、北京大名合称为“四京”。

  这不是个轻易的决定，与此相关的事务和耗费都很多，既然叫“京”，其规格就得和东京开封相“匹配”。真宗祭老子祠还没回到开封，便下旨先修建一座归德殿，作为新南京的主殿，接着规划南都京城和宫城。清康熙《商丘县志》载：“归德殿，在旧城内，宋南都行宫之正殿也。”就这样，商丘就由应天府改称“南京”。《水浒传》的故事发生在宋徽宗宣和年间（约1120年—1122年），这时“南京”已被宋人叫了100多年。

  真宗在修建南京的同时，还下旨追赠当年太祖皇帝的幕僚勋旧，这种特殊的恩礼可以转让给他们的子孙。另外，特地在南都修建了一座道观，叫作南京鸿庆宫，用来安放和供奉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的“御容”。清康熙《商丘县志》载：“鸿庆宫，旧在应天府城北，俗称北宫，宋之原庙也，真宗大中祥符七年，以应天府为南京，以圣祖殿为鸿庆宫，奉太祖太宗像，侍于圣祖之侧，名神御殿，又名三圣殿。故址在城西南隅。”可以想象，北宋时的南京也是非常壮观繁华的都市。如果拿清朝打比方，宋朝的开封相当于清朝的北京，而南京商丘则相当于清朝的沈阳。在这里当一把手的人，级别和东京开封府尹相当，比一般州郡的知州、知府要高得多。如晏殊、欧阳修、张方平、叶梦得等人，都曾担任过南京的最高行政长官，其余不太熟悉的，后来也大多升到副相的高位。当时这里是最适合人居的优雅城市，有些宰相退休，也选择在这里度过晚年，如“睢阳五老”长期在这里生活居住。

  应天书院：真宗赐名，颁诏官学

  应天书院的前身是后晋时杨悫所办的私学，后经其学生戚同文的努力，得以发展，学子们“不远千里”而至，“远近学者皆归之”。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应天府人曹诚在戚同文讲学旧址建馆，愿将应天书院的学舍入官，并请求让应天书院的创始人戚同文之孙戚顺主持。他的这一义举得以应天府的名义上报宋真宗。宋真宗看到奏折后，遂“面可其奏”，并让端明殿盛度把这一事情记下来，又令前参预政事陈尧佐给应天书院题榜，正式赐名为“应天府书院”。从此，应天书院不仅取得了官学的地位，而且又有宋真宗的赐名，名声大振。曹诚被任命为书院助教。北宋开科取士，应天府书院人才辈出，百余名学子在科举中及第。书院用千年不衰的墨香和书韵，给商丘这片土地以不朽的文化熏染和文明浸润。

  应天书院与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嵩山的嵩阳书院并称为北宋四大书院。有范仲淹在此求学“不见皇帝”的故事。宋真宗驾临应天府，这日府城内万头攒动，热闹异常，书院的师生也倾巢而出前往观看，唯独范仲淹仍在院内读书。有人问他，为何错失良机而不去看看？他却回答：“异日见之未晚。”宋仁宗时，于1043年将应天书院这一府学改为南京国子监，使之成为北宋的最高学府之一。

  助推经济： 官修驰道，商贾兴盛

  在宋代，商丘先后称作宋州、应天、南京等，先为州治，再为府治，后为陪都，使这里具有独特的政治地位、便利的交通设施、优越的物质条件、珍贵的教育资源。商丘自古为战略要地，在两宋时期更是“南控江淮，北临河济，彭城居其左，汴京连于右，形胜联络，足以保障东南，襟喉关陕，为大河南北之要道焉”。其水陆交通网四通八达，可以便捷地通往全国各地。

  在水路方面，隋唐大运河汴河段穿境而过，清代的朱彝尊曾这样描述过当时汴河给商丘带来的交通便利：“商丘，宋之南京也。东都盛时，由汴水浮舟达通津门，三百里而近，车徒之毂五，冠盖之络绎，妖童光妓自露台瓦市而至，乐府之流传，朝倚声而夕勾队于碧堂上……”在陆路方面，自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开始，由官方出资重修隋唐时期建成的商丘境内的“驰道”，由彭城沿汴河直达汴京。驰道相当于现在的高速公路，首创于隋炀帝杨广，主要是皇帝出行专用，没有皇帝允许，任何人不得擅自驰入，即便是皇族内部人员也不行，否则就是僭越大罪，有杀头的危险。而宋朝当局重修的商丘境内的这条驰道，却规定任何人都可以行走，这是当时商丘人在交通上享有的特权。直到现在，商丘人还习惯于把主要道路称为“官路”。

  北宋时期的商丘，由于地处黄河冲积平原，土地肥沃，沃野千里，是全国最重要的粮食产地，小麦、水稻、大豆、芝麻等农作物非常丰裕。最为有名的土特产“应天府金桃”天下驰名，被作为贡品为皇家专用。商丘还拥有发达的纺织业，农村家家植桑养蚕，城镇丝织作坊林立，生产的丝绸畅销全国。当时，丝绸属消费奢侈品，价格昂贵，潇洒华丽，即便是欧洲的一些皇室大族，也不能轻易穿着。而在商丘，丝绸成为人们最普通的衣料，司马光曾在文中记载“贩夫走卒皆着丝袜”。在历史的年轮中，北宋时期的商丘缀满了文明的硕果，回望追溯那段岁月，宋真宗赵恒在这段横截面上，可谓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