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四师主力和豫皖苏边区党政军机关的东撤，豫皖苏抗日根据地除睢杞太及萧县部分地区外，均陷入敌手，永夏抗日中心区变成了敌占区，日伪顽杂合流，开始对人民群众进行疯狂的报复。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在永夏大地之上，永夏人民的抗日斗争进入艰难时期。留下来坚持斗争的党组织与人民群众一起，从此开始了艰苦的斗争，直到1944年7月四师重返路西，收复豫皖苏边区，商丘人民在困境中进行的艰苦卓绝的三年抗争才告一段落。

  敌占区的恐怖统治

  1938年5月，日军占领永城和夏邑县城，并将其作为向根据地进行“扫荡”的据点。日军同时扶持伪政权，建立伪县署和“良民区”署及保甲制度。但在我军开辟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日伪基层政权大多被摧毁，日伪县政权的控制范围仅仅限于县城和少数沿路据点。

  新四军第四师东撤后，日伪势力又卷土重来。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侵略者加紧推行“以华治华”的方针，推出“治安强化”运动，在县城加强宪兵队，大搞特务活动。1941年年初，在商丘成立的汉奸组织“乐园部队”和1941年下半年在商丘成立的“乐园部队”的外围组织“和猛工作队”，其触角也伸到永夏地区，在县、区设指挥部，镇设大队，保设中队，甲设小队，配合日寇搞所谓“治安强化”，监视、逮捕和杀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在永城，荒谷宗（日军中士军曹）、满菌（日军下士伍长）先后为宪兵队队长，组织一帮便衣特务恣意逮捕杀害共产党革命干部。

  日本侵略者还同时加强伪政权机构，增设和扩大据点。他们把伪县署改为县政府，把知事改为县长，成立伪警备队、伪自卫队，伪“剿共队”等名目繁多的伪化武装。一个个垮台的伪良民区署也恢复起来，1941年以后随着“耿吴刘叛变”反水的区乡政权，也投入日伪怀抱，成为伪化政权。一些当地土顽公开打出了日伪的旗号，永城的窦殿臣、窦传杰，原刘子仁部的李杰士、王建功，夏邑的祁炎勋、蒋心纯等，当上了汉奸，在永夏地区推行日寇的“三光”政策，制造白色恐怖。

  修建据点和被称为“乌龟壳”的碉堡，是日伪政权加强对人民控制和镇压的重要手段。据统计，1941年日伪在永城就增设了8个据点，1942年和1943年日伪又新设和扩建了尹庄、李庄、李后寨、酂城、龙岗、王集、裴桥、酂桥集、马桥、浑河集、秦破楼、小胡庄、薛湖等13处据点，可谓据点林立。

  日伪的魔爪还伸向了农村乡镇。他们建立起以县城为中心的据点网络，在据点内打寨墙，挖寨壕，修碉堡，给人民群众带来繁重的劳役。他们要人民群众给据点筹款、送粮，以据点为基地，四处烧杀抢掠，对人民实行残酷的盘剥和法西斯统治。这些日伪据点像钉子一样钉在永夏大地上，也钉在了永夏人民的身上，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

  叛徒刘子仁投降以后，不仅充任国民党苏鲁豫皖边区游击第一纵队副司令兼第二支队队长，而且兼任国民党永城县县长。他不仅不思抗日，而且与日伪配合，共同残害永夏人民，在永城县北和县南设立办事处，到处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仅1943年冬的一个月里，刘子仁就以新四军、八路军“探子”的罪名活埋革命群众30多人。当时群众中所流传的顺口溜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情况：“耿（蕴斋）不打，吴（信容）不战，围着僖山团团转，今天三里多，明天二里半，要公粮，吃派饭。刘子仁，更扯淡，设岗建卡抓‘探子’，抢走俺的血汗钱。”而到了1944年，刘子仁公开投入日伪的怀抱。

  在日伪顽杂的残酷统治下，永夏人民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当年《路西通讯》载文叙述道：在路西人民“上半天是伪军催粮、催工；下半天是顽军催粮，要钱；晚上是土匪的世界，到处拉牲口，抢粮食，无法无天”。“一位老妈妈夜间烧香祷告着：‘新四军快来打鬼子汉奸，打杂八队。’”永夏人民就这样忍耐着、期盼着，同时也在顽强地斗争着。

  艰苦的地下斗争

  永城地下县委遵照路西地委的指示精神，分头到各区联络散失的党员，并对恢复组织关系的党员进行严格审查，先后建立了黄口、龙岗等6个区委。同时与夏邑东部坚持地下斗争的党员取得了联系。

  在1942年8月，宿东地委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撤销永城地下县委，建立永城中心县委，并对领导班子作了调整：书记丁明道，组织部长刘笑萍，宣传部长杨伯勋。县委下辖原永城的6个区委，宿西划归的两个区委和亳北一个区委（未联系上），以及夏邑二、三区的3个支部，共有党员200多名。

  永城中心县委在其后的两年中一直领导永夏地区的人民坚持地下斗争，直到1944年9月豫皖苏抗日根据地恢复后才结束工作。

  1941年6月，边区党委机关随四师主力东撤后，撤销了泽东地委，成立了路西地委，下辖永城、萧县、宿西、涡阳4个秘密县委和亳县工委、宿怀蒙工委及夏邑区支部。同年10月，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撤销了路西地委，在11月建立了宿东地委，继续领导这一地区的斗争。

  路西地委建立后，即着手建立各县地下党组织。1941年6月9日，刘笑萍、丁明道、杨伯勋组成了中共永城地下县委，刘笑萍任书记，丁明道任组织部长，杨伯勋任宣传部长。永城地下县委的主要任务是联系失散人员，整顿发展党组织，搜集敌伪情报，坚持地下斗争，为恢复路西根据地积蓄力量。

  为了便于掩护身份，刘笑萍与革命同志假扮一家人，潜回永城以做小生意为名进行地下工作。到1941年7月，永城地下党委建立了邝庄地下党支部；8月中旬，召开了第一次地下县委工作会议，研究和具体分工恢复地下区委，以及确定县委地下秘密联络点的问题。会后，刘笑萍向地委汇报初期工作开展的情况。路西地委书记谢邦治、副书记何启光等人听取了汇报，并指示他们：继续做好恢复建立区委的工作，在条件成熟的地方筹建支部，不可勉强；要严格地下工作纪律，避免发生横的联系；工作重心是稳定党员情绪，做好长期地下斗争的思想准备，“灰色”下去就是胜利。

  充满危险的地下生活

  在3年的地下斗争中，永夏地区的共产党员经历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磨难。他们以各种职业作掩护，开展地下活动，像刘笑萍倒卖过鸡蛋，织卖过袜子，做过会计，开过书店；利用各种关系，如亲属关系、相邻关系、朋友关系、师生关系，甚至是旧社会的一些封建关系，都被用来保护、营救革命同志；利用“灰色”关系，开展地下斗争，像刘笑萍在沈庄坚持斗争的一年多时间中，与伪保长毛永顺等地方的“头面”人物拉上关系，认“干亲”，借此掩护自己开展地下工作；打入敌人内部，以“合法身份”开展斗争，如地下党员洪睦显和刘钦元通过与反动绅士蒋芳岑之子蒋士勋结为把兄弟，借此打入邝庄情报站。1943年秋，洪睦显、刘钦元在邝庄情报站获得一份国民党抓捕密令，迅速将消息转达永城中心县委，帮助40多名党员安全转移。

  尽管想尽办法开展地下工作，但地下党员依然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刘笑萍的“住址三迁”就是这段地下生活的真实写照。

  1941年6月初，刘笑萍与陈静、徐月英等假扮家人进入永城，住在洪楼地下党员赵宗瑞家中。20多天后，当地维持会盯上了刘笑萍“一家人”，他们不得不先后搬迁到孙楼、县城大隅首南边的李屯大院居住。1942年春，刘笑萍在县城遇到叛徒张书亭，遭到搜捕，不得不第二次搬家到永南农村。1943年，刘笑萍受到刘子仁活动的威胁，不得不第三次搬家，住进了县城东关李殿臣院内，临近日伪东关警察所，直至1944年8月被捕入狱。

  地下生活时刻面临着危险，尤其那些打入敌人内部的党员，稍有不慎，就有牺牲的危险。原永城二区苗村乡乡长李广宗等4人，在计划打入刘子仁部时不慎被敌人发觉而惨遭杀害。但是，地下党员们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了革命的胜利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掩护，战斗在敌后，刺探敌人情报，领导群众抗捐抗税，策动伪军起义，给永夏敌占区的人民带来坚持斗争的信心和希望，并在以后路西根据地的收复中贡献了力量。

  （市委党史研究室为采访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