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

  马媛媛，女，汉族，河南开封人。2011年毕业于南京大学，获博士学位。同年进入商丘师院历史与社会学院任教。先后讲授古文字学、考古发现与华夏文明、中国文学史、消费心理学及文化产业创意与策划等课程。主要从事先秦历史与文化的研究，目前已在《中国农史》《西南大学学报》《郑州大学学报》《图书与情报》《图书馆理论与实践》《贵州文史丛刊》等核心期刊发表了数篇论文。主持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等3项，参与完成教育部项目1项、河南省哲学社科规划项目等省级项目3项。

  ■阅读提示

  守株待兔、宋人疑邻、宋人掘井、揠苗助长……流传了两千多年的成语典故至今仍在“黑”着宋人。宋人之所以在周代备受歧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为殷商后代。作为敌人的后代，宋人不可避免地被周人讥为“蠢殷”“顽民”。因此，在先秦旧籍中宋人常被作为“蠢人”的代称。就是这样一个听上去十分软弱、无能的小国，其内在却蕴藏着巨大的政治雄心。清代学者顾栋高曾因此评论说：“春秋时宋最喜事，春秋之局变多自宋起。”

  一个偶然的发现

  2017年9月份，媒体开始持续关注一本书的出版发行。这本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美国哈佛大学皮保德博物馆编纂，书名字叫《豫东考古报告：“中国商丘地区早商文明探索”野外勘察与发掘》。这本书的出版发行，再次把人们的视线拉回了20多年前的那次由美国华裔学者张光直先生发起的考古项目。

  在商丘寻找早商文化、先商文化和商城是张光直先生一生的梦想和追求。他认为，历史上朝代的更替变化在物质文化上应该反映在与统治阶级有关的物质遗存上。邹衡先生所持先商起源于豫北说是基于陶器的研究，而陶器只能代表平民阶层，不能代表贵族统治阶层，因此先商起源豫北说仍然值得商榷。

  相关文献资料如《史记》《左传》等提供的相关线索透露出商丘与先商历史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张光直先生希望能在商丘找到商代早期都城遗址。1990年3月，张光直代表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与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签订了在商丘地区合作调查发掘早商或先商文化遗址的协议书，共同组织考古发掘队。

  考古人员在1990年到1993年期间主要进行了地址钻孔勘察、磁力测试和考古调查等工作。1994年春，中美联合考古队正式成立，并在当年发掘了商丘潘庙遗址、虞城马庄遗址，1995年发掘了柘城山台寺遗址。虞城马庄遗址为仰韶文化的遗存和墓葬，潘庙为岳石文化遗存，柘城山台寺遗址则为龙山文化时期，除潘庙遗址所属的岳石文化有可能是商王朝统治者的前身外，真正可确定为先商或早商文化的遗址在考古发掘过程中仍未出现。

  在这次考古发掘中，张光直先生付出甚巨，但可惜的是他希望得到的结果迟迟没有到来。但一次偶然的发现，却让他收获了另一份大礼。

  1996年，考古队成员荆志淳和高天麟在钻探中发现了商丘宋城的西墙。之后大家跟踪追击，终将宋城四面城墙全部探明，堙没两千多年的宋国都城重见天日。对于这个意外的惊喜，张先生十分兴奋、激动，却因为身体原因几次未能来到宋城考古现场。直到1996年10月22日，他才来到商丘。在考古现场，他不仅考察了宋城西墙的断面，在南墙的探沟还离开轮椅手持小铲在探沟内掘土，此情此景令所有在场的人员感动。

  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结合历史文献记载，专家们确定在商丘县城南老南关及附近地区发现是东周宋国都城，即宋城。在宋城之上，还发现了睢阳城和明弘治十六年后建成的商丘城。宋城建在前新石器古土壤（即生土）之上，当时古地面离现代地表10米左右，宋城可能一直沿用到秦汉。明弘治十六年前的睢阳城位于宋城故址东南部，其城墙的根基略高于宋城，它的南墙是利用了宋城南墙东段修建而成。明弘治十六年后新建的商丘县城位于宋城故址东北部，明初睢阳城之北，其城墙根基坐落在黄泛沉积物中，它的南墙压在明初睢阳城的北墙之上。

  张光直先生原本想要在豫东大地上找到早商的遗迹，却不料歪打正着挖出了宋国都城。这一意外发现为我们揭开了那段尘封已久的历史。作为殷商后裔的宋国在周代政局中仍然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与诸多诸侯国的周旋中不失其成为春秋霸主的野心，并在晋楚争霸的拉锯阶段发起弭兵运动，以自身的影响力改变政治局势。这样的一个诸侯国显然会在周代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不一样的纣王

  的，而祭祀与战争是当时国家最重要的两件事，是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帝乙、帝辛父子二人对于人方的征伐从未停止，青铜器小臣艅犀尊上的铭文和甲骨文中帝乙、帝辛时征人方的卜辞可以得知，十年、十五年、二十年等都有征伐人方的行动。这一时期的征伐卜辞还说明被商征伐过的方国还有盂方、林方、危方、羌方、羞方、庚方等。这些方国分布在商东南和西部，属于时服时叛的方国，需要时时进行征伐。历史文献当中对于商纣王的征讨之事也有不少记载。

  要说明白宋国的历史，必须从商朝的灭亡开始。

  大家都知道，商纣王是中国历史上出了名的暴君。总结各种记载，总体来说，商纣的恶行大概有这么六条：“酗酒、不用贵戚旧臣、登用小人、听信妇言、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这些恶行使得商纣没有与他的先祖成汤、祖乙、武丁那样被后人称颂为“天下之盛君”，相反被后人斥之为淫乱、暴虐的暴君。

  但纣王真的像史书中描写的那样不得人心吗？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商之亡国常常被归咎于商纣王的暴虐逆施，甚至纣王之名“纣”也被后世史学家演绎为：“残义损善曰纣”“贼仁多累曰纣”。实际上，商纣又别称为商王受，只是因“纣”“受”音近而被大家相混，其本身并不是“残义损善”的意思。

  骂纣王骂得最狠的是灭了商朝的周朝。正如先秦史专家王玉哲先生所说：“晚周人对商纣这些荒淫腐化生活传说，不见得都是实录。因纣为亡国之君，而周人又视之为仇敌。所以周人对其罪恶必言过其实，任意夸大，方能显示其征商为拯民伐罪。”

  其实，纣王身上的这些恶名多为周人所制造。因为周为了使自己的“灭商伐纣”师出有名，自然要大打舆论宣传牌。孔子的弟子子贡早就对此提出了异议：“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子贡认为商纣虽然不好，但并没有到人们所说的程度，似乎天下所有的罪恶都归了商纣一个人。

  一个真实的商纣王是什么样的？《荀子·非相篇》中说帝辛“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超劲，百人之敌也”。司马迁的《史记》也称商纣王极为聪明，灵敏多才，身体高大，勇力过人，能手格猛兽，但为人自负，是一个能言善辩、自以为聪明却听不进别人意见的人。

  商纣王即位时的商王朝经过武丁振兴后大发展了一百多年，已经成为了文化、经济发达的大国，此时的商王朝并不是到了危机四伏的时刻，《孟子·公孙丑上》写出了纣王继位后的实际情形：商纣王时期不仅还保持着“故家遗俗，流风善政”，而且还有微子启、微仲、比干、箕子、膠鬲一班贤臣辅政。商纣王本人也不是完全坐享祖宗们留下的基业，也没有成为不思进取的败家之子孙。

  从甲骨卜辞来看，商王朝的祭祀几乎天天举行，征伐也从未停止过，即使是田猎活动也具有练兵的目

  商朝之亡

  连年的对外征伐说明商纣王并非是无所作为的君主，但另一方面，连年征伐也是造成商朝亡国的重要原因。

  《左传·昭公十一年》载：“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左传·昭公二十四年》载：“《大誓》曰：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余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之兴也。”由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商纣王想要完全征服东夷完成对于东南方的统一，才将重兵用于征东夷。但也正是因为征伐东夷，使得周人看准这个空子只用一上午时间就攻下朝歌，逼迫商纣王自焚而死。这应该是商朝灭亡的重要外因。

  商朝灭亡的内部原因是商纣本身的荒淫无度，生活腐化，施行酷刑，不听贤臣劝谏以及阶级矛盾激化等。商纣王的暴行主要出现在他即位的后期，尤其是被灭亡前的一段时间。其暴行见于《尚书》《左传》《国语》《竹书纪年》《吕氏春秋》等，主要有“重刑辟”，设置了“炮烙之法”，引起了老百姓和诸侯们怨恨，有的开始叛商；杀忠臣，西伯昌、九侯、鄂侯为商王朝的“三公”，地位可谓很高，但商纣王因淫欲之事而将九侯剁为肉酱，在鄂侯力争强谏后又将鄂侯杀死。

  商纣王对忠臣的严加打击，使谄媚、好利的奸诈小人走上前台。在这些奸谗之臣的包围下，商纣王过上了荒淫的生活，渐渐失去了对于朝政的控制力。与此同时，他的政敌周族却在悄然兴起。

  周人灭商的想法，是“官逼民反”造成的，主要原因便是文丁囚古公之子季历，周有了报仇的想法。商纣王也曾囚禁西伯周姬昌（周文王），周臣闳夭等人找来美女、奇物、好马献给商纣而得释。

  姬昌曾献出“洛西之地”请去炮烙之刑。这种在铜柱上捆绑人后在柱下烧火将人活活烧死的酷刑非常不得人心，姬昌请除此刑自然是赢得人心。周人政治的清明与商纣王的昏聩形成了鲜明对比，诸侯民众们的人心天平渐渐向周人倾斜。

  即便如此，周对阵“大邑商”依然是力量悬殊，胜算不大。这时候，外因发挥重要作用，长期对外征伐却给了周绝好的灭商时机。帝辛屡次用兵最终平定东南夷，但在平定东南夷的过程中却给了周人可趁之机，被趁虚而入的周人打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