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不同地域“文化名片”的定位与保护，历来为坊间瞩目。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山西考察时指出，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不能过度商业化，让旅游成为人们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过程。

  关于“保护”二字，窃以为尚有三点需要注意。

  首先，“保护”即恒定价值。文化遗产是我国古代文明程度的见证。其间蕴藏着灿烂的地域智慧和丰富的民族精神力量。这些宝贝只要完好地存在，或者经过修葺、复原而保存了原貌，即便并不曾“开发利用”，其价值照旧巍然屹立，与日月同光。

  前一段，有一个广为使用的口号，叫“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说白了，就是利用地方文化资源进行招商引资，发展经济。这当然无可厚非，因为“双赢”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在于，“搭台”不是搭一个“脚手架”，更不仅仅是“带货展销”。正如一位著名评论员笔下的杜甫：“他活着的时候，肚子里缺的就是卡路里。他没有料到的是，一千二百三十年之后，某些地方，一种现代产业——旅游，会因他卧过底而发达，甚至有一种肥肠食品会以他命名……他那副特有的石头一样瘦硬的形象，正为当地的经济要唱戏而搭台。”

  恩格斯说，对于财富的追求会变为“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使得“人类的智慧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我们说，把文化遗产视为纯粹的“戏台”无疑是一种“跑偏”。因为遗产本身就是“主戏”。甚至，地方要为遗产的保护出资、“输血”。说白了，电商卖特产主要是商贸部门的事情。而文化与经济都可以是“台”，也同样都是“大戏”，需要和谐共存，同步发展。

  其次，“保护”是共同使命。从1949年年初中央军委“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的电报，到2003年5月和2008年4月国务院通过的《文物保护条例》与《名城保护条例》，国家层面的重视是有目共睹的。但是，“遗产保护”仍然任重道远。尤其是非遗，“保护”一词已经说明了其脆弱性和亟待抢救的特征。所以，“保护”就要求政府、民间、学者的携手联动。需要在制度、政策决定之后，有一套政府与高校、民间协同合作的平台与机制；有一个尽快使得家喻户晓的宣传策略，培养全社会的“保护意识”；有一支能够持久做实事的保护队伍，及时拿出保护的成果。笔者曾经参加过一些地方文化的“发展性保护”项目验收，发现大家在申报、开发之际是大干快上，全力以赴，扎扎实实。待到功成之后，往往产生“坐享其成”的思想。其实，基于文化遗产的流变、发展等自身的特点，保护的任务尤其繁复、细致。“失礼求诸野”，林林总总的历史文化，是需要千万民众参与的大格局，其使命是全社会的使命。

  最后，“保护”仍征途漫漫。去年8月，“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乔家大院，突然被“摘牌”震惊国人。更可怕的是：对此，网友竟然给出了“喜大普奔”的评价。当然，大院的精巧设计、精细工艺、历史价值没变，但是票价飙升、乱扩乱建、摊位林立……无疑是引发千夫所指的败笔——说明“保护”比“申报”困难得多。

  与“保护”不力相比，更有一部分重要的文化遗产连“发掘”的工作尚未到位。例如家乡就在笔者身边的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湛若水，作为与王阳明齐名的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大儒家，历任南京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兵部尚书，追赠太子少保，连王阳明的墓志铭都出自他的手笔。无奈在他的家乡甚至没有一本比较有分量的介绍其“甘泉学派”的小册子。

  祖先把灿烂的遗产留给我们，不是没有要求。只有把“保护”落到了实处，我们才能够在每年祭祖的时候，说一句“吾侪问心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