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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睢水从睢县向东流，进入宁陵县境。宁陵是一方古老的热土，远古时期葛天氏部族在此繁衍生息，虞舜至夏商西周时期为葛地，春秋时期为宋国宁邑、沙随国，到了战国时期先后为信陵君、宁陵君封地，秦为宁城，汉高祖刘邦时期为宁陵侯国，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置宁陵县，2000多年一直名称不改，成为千年古县。睢水也因流经此地，伴随着厚重的文化底蕴吟唱着其间的风云变幻、家长里短，讲述着宁陵迭代发生的诸多故事，“窃符救赵”的战国四公子之一信陵君魏无忌曾封地于此即是其中之一。

  战国时期，公元前365年，魏国攻宋，占领宋国的仪台（今虞城西南）及其以西包括今宁陵县这方土地后，至公元前276年宁邑成为信陵君的封邑。清代《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战国时，魏公子无忌封信陵君，而食邑于宁。”宁邑的宁城成为信陵君封邑的治所。《水经注》卷二十三：“葛于六国属魏，魏安釐王以封公子无忌，号信陵君，其地葛乡，即是城也。”北宋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卷十二“宋州”：“宁陵县。本宁城。安釐王封其弟无忌为信陵君，而邑于宁。”这是宁陵历史上的大事件，也是睢水文化灿烂的一页。

  四湖改造重文韵 信陵路名展厚重

  目前到宁陵县老城区，你会发现城内拆迁的力度很大，这就是该县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四湖”改造工程。此工程将宁陵历史文化底蕴与城市建设、经济高质量发展相结合，正在打造建设极具特色的豫东商贸圈新亮点。尤其是“四湖”分别命名为葛天湖、信陵湖、吕坤湖、张弓湖，将宁陵文化特色名片融入其中。其中，信陵湖就是以信陵君封邑于此而命名。“战国四公子信陵君是宁陵的文化名片，信义文化是宁陵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将着力打造信义宁陵文化品牌，为宣传宁陵、推介宁陵、招商引资营造良好氛围。”宁陵县人民政府县长蔡勇如是说。

  信陵君与宁陵的渊源从魏国迁都大梁时便埋下伏笔。魏国为周朝诸侯国之一，也是战国七雄之一。魏惠王迁都大梁（今开封市）后，第二年便开始疏浚开挖鸿沟，之后又兴修睢水向东可通泗水。此时，睢水从大梁向东经过陈留（今开封陈留镇）、雍丘（今杞县）、襄邑（今睢县）、宁邑（今宁陵），向东到商丘，再向东抵达泗水汇入淮河。这条河正是连接大梁和宁邑的交通要道。公元前276年，魏国公子无忌封地于宁邑为信陵君，他平时乘船沿睢水从大梁到宁邑，再沿睢水从宁邑返回大梁，交通极为方便。

  如今，在宁陵县城有一条东西长约10里的信陵路，纵贯宁陵中心大街，这是为纪念信陵君曾封邑于此而定的路名，也彰显了宁陵的人文底蕴。在宁陵口口相传甚至在一些书籍中出现宁陵曾改称“信陵”的说法，其实这是不正确的。如《商丘通史》第四章第二节“宁陵县”：“宁陵在历史上曾名葛、宁、信陵，宁陵之名始于战国末。战国时，名信陵，属魏。”对于宁陵县曾名“信陵”，查阅诸多史书，却无佐证。“信陵”地名之说，当源于信陵君。但他封邑于此时，北魏、宋、清史书尚仍称“宁”，之后宁陵县地名沿革又没有称“信陵”的记载。在清代《宁陵县志》“地理志·沿革”中，亦记载战国时期称“宁陵城，属魏”。由此可见，“信陵”在战国时并没有正式成为这方地名，而是后人为纪念信陵君代指宁陵的别称。后宁陵君封此仍称宁邑，治所宁城。

  窃符救赵留盛名 李白宁邑拜无忌

  《信陵君窃符救赵》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历史故事，凡是读过一些书的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它，信陵君也因此扬名天下。信陵君本名魏无忌，是战国时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魏安釐王时期官至魏国上将军。他的曾祖父是迁都大梁的魏惠王，祖父是魏襄王，父亲是魏昭王，他同父异母的弟弟是魏安釐王。他和赵国平原君赵胜、齐国孟尝君田文、楚国春申君黄歇合称为“战国四公子”。他的姐姐，就是赵国公子平原君的夫人。司马迁对信陵君推崇备至，在写《史记》时还专门到魏都大梁旧地和其封地宁邑，寻访信陵君的故事和遗迹。唐代大诗人李白对信陵君也极为赞赏，写下长诗《侠客行》，歌颂信陵君的侠义之举。公元前276年，魏国东部的宁邑被封为信陵君的食邑，宁城是其封邑治所。信陵君成为魏国境内的一方诸侯。

  信陵君封地宁邑，效仿孟尝君田文、平原君赵胜的辅政方法，延揽食客，养士数千人，自成势力。他礼贤下士、侠肝义胆，曾用侯生计，窃符救赵击败秦军；又率五国联军败秦于函谷关，威震天下，分别挽救了赵国和魏国危局，乃国之大器。信陵君盗窃兵符，夺晋鄙军而败秦存赵，是违背、对抗魏安釐王的意旨的，貌似他背叛了魏国，但实际上却是魏国的大利。赵存，使魏不孤立而有屏障。败秦军，消除了魏王尊秦为帝的幻想，减少了对秦畏惧思想，也使魏在东方各国间的威信有了提高。由此可见，在当时历史的大环境下，信陵君敢于放弃，敢于行动，取舍之间，他有着明确的度量。就像孟子的舍生取义一样，也只有君子能为之，也只有贤能可明断。后魏国君安釐王中秦离间计，猜忌而罢无忌职，无忌辞政日夜以酒色自娱，抑郁而死。

  司马迁把信陵君作为一个礼贤下士的人物来写。《史记·魏公子列传》通篇洋溢着司马迁对信陵君的敬慕、赞叹和惋惜的感情，不但篇名直呼“公子”，就是文中称“公子”即有147次，所谓“无限唱叹，无限低徊，慕公子之行系乎天下安危，叹公子终被废弃不用”。明代散文家茅坤说：“信陵君是太史公胸中得意人，故本传亦太史公得意文。”（《史记钞》）可算是知言了。信陵君作为战国四公子的一员，却有着其他三人无法企及的功勋与荣耀，因为它有总览全局宏观的战略眼光。唐代诗人李白：“大梁贵公子，气盖苍梧云。若无三千客，谁道信陵君。救赵复存魏，英威天下闻。”清代文学家洪亮吉：“信陵君一身攸关六国之存亡，岂若孟尝、平原、春申诸君，竟以食客人自喜，略无关国是哉。”北洋政府徐世昌题对联咏信陵君曰：“六国君王不足乎一救弱赵，只身公子能有以二退强秦。”所以历史上将信陵君排在四公子之首位。信陵君身后，受到故里大梁和封邑宁陵人民的敬仰，在大梁有信陵君祠，后改为大相国寺；在宁陵有信陵君主题雕塑、阵列式牌坊、信陵君文化博物馆、信义园等。“信陵”也成为宁陵县地名的别称和代称。《异迹略》记载开封、宁陵旅贾外出经商，大都携带信陵君香火，以求旅途平安。

  三千食客居封邑 信义文化传天下

  清代李桢有《读〈信陵君传〉》，文章短小深刻，通过信陵君与平原君的比较，说明了信陵君的真能“相士”和礼贤下士。文中称：“夫贤者必不肯托豪贵，与食客门下为伍，而平原君顾以其博徒卖浆而贱之，甚矣，其不能相士也！然古今若信陵君何人哉？”文中对信陵君虽贵为公子，却特别喜欢出没于市井之中，结交奇人异士，“食客三千”，有豪侠之风的做法给予高度赞扬，以至于作者“余每读信陵君传，未尝不三复流涕也”。然而，信陵君豢养食客并非图慕虚荣名声，而是辅政为国，“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他以自己的威望和震慑力保全了国家的安危。信陵君“赏士”的行为亦彰显了盛行于战国时期的游侠之风及特立独行的贵族精神。

  信陵君的“三千食客”，不可能全部生活在人口密集的魏都大梁。那么，这些人又在哪里依居生存呢？当在信陵君“食邑于宁”的封地。“食客三千”中除了少量上客脱离生产住大梁外，绝大部分都应在食邑宁邑内边从事生产，边对信陵君承担一定的义务。因此，其间信陵君当经常到食邑内巡视常住，并在治所宁城与其智囊团（食客）饮酒倾心交谈。刘邦称帝之后，每经大梁都祭奠信陵君。为纪念信陵君、宁陵君两位信义仁君，刘邦将“宁城”之名改为“宁陵”，并将重臣吕臣封此为宁陵侯。唐代诗人李白曾创作一首描写和歌颂侠客的古体五言诗《侠客行》，诗中对信陵君和其食客侯嬴、朱亥的任侠精神进行了歌颂，其中“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即是说李白曾到宁陵来追寻信陵君的足迹，并把佩剑解下来在宁陵饮酒停留。

  “文化形象就是生产力。”宁陵县委书记马同和说，以信陵君信义天下为核心的“信义文化”，成为宁陵文化品牌的亮点之一。“信义文化”是诞生于“轴心时代”的国家级文化遗产，是“百家争鸣”时代的优秀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东汉刘向《列士传》：“魏公子之德，仁惠下士，兼及鸟兽，从此名声流布，天下归焉。”“信义文化”即诚实守信、正直道义的国学文化。《说文解字》：“信，诚也。”信者，已诺必成也。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成，是为大丈夫也。“义”乃“仁义、侠义、道义、情义”。从唯一性看，宁陵乃信陵君、宁陵君封地，信陵君信义天下、宁陵君仁贤为民的个性都是不可复制的。从认知性看，信陵君乃战国四公子之首，知名度高；“窃符救赵”的故事可谓是妇孺皆知，宣传起来容易传播。从可信性看，《史记》中有《魏公子列传》，诸多史籍、诗文亦都有记载，为信史。从扩展性看，“信义文化”属国学文化之列，是商文化、中原文化、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学术研究、旅游开发、招商引资打造“信义宁陵”，更具吸引力和开发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