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至3月16日，赴京参加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举办的全国地市报总编辑岗位培训。难得的充电机会，学有所思，思有所悟，悟有所得，自感收获颇多，受益匪浅。 ——题记
A 释放余电
再回宁静，从忙碌、喧嚣的小城来到正开全国两会的京城，来到京城五环以外的一个闹中取静的所在，接受岗位培训。今天报到，晚饭后回到公寓，感受到的是一种久违的宁静，宁静中有一种强烈的渴望，渴望在这次只有10天的片刻宁静中能得到满格的充电。
宁静的空间里，思绪回到一年前的今天，那是在省城，也是一个闹中取静的所在，有幸体验到了宁静的珍贵。学有所思、思有所悟、悟有所得、得有所行，三个月的宁静生活受益余生，仿佛是第一次真正走进学习的妙境、第一次领悟到学习的乐趣。由此总结一个道理：学会学习其实比学习本身更重要。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有所思的充电，总赶不上不再迷茫放电消耗的速度，于是就有消耗的枯竭感。随着求新求变的职业紧迫感，枯竭感与日俱增。再回宁静，学而不殆也就成为望穿秋水的期待。
明天就要上课了，翻看培训方案，很多高人大家的讲座报告，都与自己苦苦思索不得其解的东西对接，比如《当前我国报刊业发展态势和需注意的问题》、《媒体融合时代的新闻思维》、《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语言文字规范》等等，当然更有难得一见的全国云集的同道中人的10天聚首，必然是一场醉人的宁静盛宴！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高人指路，高人指路不如自己去悟”。宁静时刻，让心情平静下来，放干余电，暂时“关机”，现在开始接通电源……
B 冲突与选择
听了曾参与《廉政准则》修订起草的陈毓江局长的解读讲座，从法理的深度化解了很多迷思，联系到诸多实际更有豁然开朗之感。
《廉政准则》是去年年初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的简称，其中“8禁止52不准”振聋发聩。但是一些条文的规定苛刻的似乎“不近人情”甚至经不起“推敲”。比如“不准要求或者指使提拔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其他亲属以及身边工作人员”，似乎就有“商榷”之处——虽说要任人唯贤不能任人唯亲，但不是要知人善任吗？亲人或身边人并非都是不贤人，不是还有“举贤不避亲”一说吗？类似值得“商榷”的条款还有一些，不一一举例。但《廉政准则》是经过13年的试行探索正式立下的党规，“禁止”、“不准”的鲜明措辞根本不容怀疑也不容商量。这到底是为什么？
陈毓江局长在解读中阐述的“防止利益冲突论”，让我恍然大悟。所谓“防止利益冲突”，是指公权力拥有者的个人利益在有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通过限制公权力拥有者的某些行为而保证公共利益的制度。领导干部掌管着公权力，与普通公民有着严格的区分，“举贤不避亲”对普通公民来说值得鼓励，因为这种举荐能为决定任用与否提供有益的参考而不决定也不干扰决策，领导干部则不然，即便是个人意见但也会直接影响执行者的独立判断。因此，无论从保护领导干部的角度，还是站在工作事业的角度，硬性规定“不准”虽非完美却是明智的选择。
由此想到一个成语——“瓜田李下”。“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说的是在瓜田里鞋子掉了也不要弯腰提鞋，在李子树下帽子歪了也不要扬手扶正，因为那样会给人偷瓜偷摘李子的嫌疑，到时你说不清道不明。“防止利益冲突制度”一定程度上说正是为了规避领导干部的“瓜田李下”之嫌。你可以说“身正不怕影子歪”，但一个执政党需要良好公信力的口碑，要求党员领导干部不但身正，影子也要正，为此有碍影子正的地方不准站立。你也可以说，“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廉政准则》就是要在河边清晰地拉上一道篱笆，照此走路，确保你“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
明白了道理所在，自然增强了清醒和坚定。由此延伸思考，谋划大局者就要善于在“利益冲突”面前做出选择，有舍有得，有为有不为，说“禁止”就是禁止，说“不准”就是不准，切不可欲说还休、瞻前顾后、拖泥带水、万事求全。
C 谋划与决断
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已喊了多年，尤其是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作为传统媒体的纸媒何去何从、如何改革，成为业界持续升温的热议焦点。然而，呼之欲出的改革似乎总是停在口头上，同道中人大都观望，一脸茫然，鲜有开路者。上午，分管、主导报刊体制改革工作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蒋建国主讲的正是《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那当然是“相当期待”。
蒋建国副署长的讲座很给力，把大家关心的报刊体制改革在操作层面讲的那叫一个透彻，透彻地让人不由得出一身“热”汗，比如说目前全国报刊有12000多种，从业人员40多万人，存在着“多、小、散、滥”的突出问题，改革的思路是“压缩总量，做大规模，优化结构”。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也渐趋清晰，不是全面开花，而是重点突破，从今年开始到明年年底，重点对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进行改革。然而，改革的复杂性远远高于人们的预计，仅从报刊“两大类（时政类、非时政类）五种情况（时政类、参照时政类、非时政类、学术性期刊、非法人的编辑部出版单位）”的划分，若把12000多种报刊分门别类地装进去注定是个要有一番争论的事情。报刊改革势在必行，但作为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又要确保“前进方向不迷失、主导产业不丢失、价值观念不丧失、文化阵地不消失、国有资产不流失、职工利益不损失”，其难度可想而知。因此理解了蒋建国副署长讲座后的一再告诫：“改革方案尚在讨论中，今天讲的内容没有传达的任务，一切以正式下发的文件为准。”
由大及小，作为全国一个行业的体制改革如此，一个单位的体制机制创新也不例外。说到底，改革不仅是利益的再分配，更是观念的新调整。世事在变，墨守成规行不通，一劳永逸太天真，慢慢腾腾耽误事，急于求成更不行。面对复杂而又必行的改革大势，决策者需要多谋善断——谋划在先，适时决断；当断则断，当缓则缓；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当缓不缓，必有危险。
D 遗产税与慈善
听国家级宏观经济研究专家丛明教授做的《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和宏观调控政策走向》报告，除加深对相关经济形势的了解之外，最触动心弦的是他提到的遗产税的概念，并由此联想到慈善，感到有话要说。
我国目前还没有征收遗产税，但遗产税随着我国富人的大量涌现以及贫富差距的拉大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有关资料显示，在目前银行6万多亿元储蓄存款中，20％的高收入户占了80％存款，说明社会财富在向少数人集中。遗产税是一个古老的税种，如今，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征了遗产税。其中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遗产税的税率通常是累进的，越是富户实际税率越高。有专家认为，征收遗产税可以促使富有者子女自强自立，有利于鼓励勤劳致富。开征遗产税后，个人生前积累的财富再多，也会因为高额的遗产税在三代以内转归国家和社会，子女必须靠自己的努力而非前辈财富的荫庇，才能享受优越的生活。征收遗产税，应该还有一个价值取向的调整，不妨推论：每个有钱的人生前都面临着身后两种选择，一是交遗产税，另一个是捐给公益事业。把财产留给后人要缴纳遗产税，而捐给公益事业则不必缴税，所以捐赠给公益事业既能留下美名，又可赢得社会的崇敬和爱戴，对自己也没有什么损害，何乐而不为呢？
近年来，有关富豪的慈善情怀时不时地就会成为舆论热点，从比尔·盖茨的“慈善晚宴中国行”到陈光标的“裸捐”义举，还有对“富二代”的行为关注，其实都涉及到先富阶层身后巨额财产的流向问题。把遗产税与慈善放到一起，会有很多联想的空间，起码会让我们多一个角度思考：为什么西方国家的富豪热衷慈善，刚刚富起来的一些中国富豪却没有这个习惯？遗产税的开征，非同小可，涉及方方面面，但既然浮出水面，值得继续关注。
E 提前“开机”
尽管还有两天才结束宁静，但这个不宁静的世界太让人牵挂，尤其是触目惊心的日本地震，全国两会透露出的转型攻坚的中国形势，还有单位的重任，看似无关自身的国际国内大局其实都是对个体的警示，安身立命的小局更是实实在在地拷问着自己的责任，已无法安享置身事外的安静——宁静接近尾声。
通过了考试，接下来都是讨论、合影、发言、典礼之类的收官动作，返程票已定，虽然仍身处宁静，内心已是沸腾。几天时间，前瞻性、实用性、启发性的知识点充斥脑际，从总署副署长蒋建国关于报刊出版体制改革、报刊司司长王国庆关于当前报刊业发展态势的精辟分析，到传媒专家陆小华关于《媒体融合时代的新闻思维》、传媒学博导陈力丹关于《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的纵谈高论，再到烟台日报传媒集团社长郑强、洛阳日报报业集团总编辑邓明选分别就全媒体运作实践、体制机制改革历程的现身说法，联系到自身实际，一种强烈的紧迫感、危机感、使命感、责任感激荡心胸。
“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面对“载体变革、传播提速、流向多重、关系转化、受众碎化”的传媒新格局，面对“接受便利、阅读时间、引证频率”的媒体优势与否新判断，面对“观点载体、分享平台、确认标尺”的现代平面媒体新趋势，面对“核心业务、成长业务、新兴业务”的新期待，面对“媒体融合、资源重组，流程再造”的新要求，我们怎么办？关键在人——“让能干者有奔头，让老实人不吃亏，让偷奸耍滑者没市场”；创造顺气的环境，“有怨言别有怨气，更不可造成怨恨”……
知识更新，认识升级，“绿格”显现，此次“充电”已满。提前“开机”，对接纷扰，学以致用，落地有声。转变、转型、转身，用心、专心、操心，期待春华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