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6年11月19日下午，河南省“‘濮阳杯’第七届黄河戏剧节”决赛剧——商丘市豫剧院整理、编排的大型新编历史古装豫剧《应天骄子——范仲淹》，由我市睢阳区目连戏传承保护中心在本市宋城影剧院演出。剧场内，除有省评委亲临现场观摩评审外，到场的商丘观众，可谓座无虚席。我虽然不是评委，没有对该剧的评审任务，但总还想说出观后感来——戏里戏外均“商丘”：商丘人，整理了商丘人的故事；商丘人，演绎了商丘人横空出世的原形轨迹；商丘人，传承发展了商丘地方戏——丰富了响当当的豫东调。不然，就觉得如鲠在喉。

  本剧作者是商丘人，本剧的名称是《应天骄子——范冲淹》。应天，北宋陪都南京，当今之商丘是也。范仲淹是应天骄子，也就可以理解成他是商丘人了。两者结合，足以说明我的感受之一成立。

  我有一个感觉，大凡没有进入“范仲淹研究”行列者，可能包括不少商丘人在内，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的不朽思想和令人追求的价值观，以及他设定的自问自答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都十分熟悉。但是，对大名鼎鼎的范仲淹是商丘人，肯定会提出一大堆方方面面的质疑。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商丘人。说出的这个概念，当然不是有意否定“范仲淹是苏州吴县人”之说。因为我不仅有史实的证据，而且也表现在戏剧的情节中。

  范仲淹的父亲范墉，虽然是苏州人——病故后也葬在苏州，但范仲淹的出生地，是范墉的为官之地徐州。范仲淹两岁时，其父撒手人寰，生活所迫，生母谢氏改嫁，进入时任吴县推官的朱文翰的家庭，由此，范仲淹改名“朱说（读音：yue）”。后朱文翰任山东淄州长山县县令，朱说（范仲淹）随其母和继父定居长山。戏里的朱说（范仲淹）23岁时，继父病故后，他便辞别在山东的慈母，来到国家级的声名显赫的“应天书院”求学。五年的“应天”读书生活，不仅与应天的李氏小姐爱情有果，成为“应天”的半个儿子，而且还将自己的生身老母由山东接到应天落户，母与子皆为地地道道的“应天人”。

  今日商丘“范氏”后裔（虞城利民比较集中），除在其《文正祖祠堂记》上有“则我虞范氏其派衍姑苏也”的文字外，在《虞城范氏家族与范仲淹》一文里，还有“范宗聪是范仲淹的嫡传八世孙，于元末明初时期（由苏州）来虞城落户”的记载，范氏族谱多处文字间，显示出其来虞城的原因是“返迁”——走了以后再回来。其后裔当今虞城名人专题撰文说，范仲淹：“他在应天书院苦读五年后考上进士，入仕以后，其职田就分在了商丘的宁陵、永城和虞城.……并把其母接到商丘居住奉养。他的母亲去世后初葬在商丘，后定葬于洛阳伊川县万安山下的范园。她为母亲服孝三年，其间应聘到应天书院主持教学工作，他的长子范纯佑、次子范纯仁也出生在商丘。所以，范仲淹的家在商丘是历史事实，是不容置疑的。”

  到此，便会清清楚楚地看到：商丘人，整理编排了商丘著名历史人物的故事。那么，“商丘人，重新演绎了商丘历史名人，横空出世的原形轨迹”也不难理解了。

  二

  随“序曲”开幕后，剧情由范仲淹冒寒风踏冰雪，饥寒交迫，晕倒在赴应天书院门前的路旁，而被打救的“病投书院”开场，经“春香传书”、“借梅寄情”、“清凉寺抒怀”、“依依惜别”、“夜宴琼林”、“捍海修堰”、“仕途波折”、“揖别黄河岸”数场戏，和应天教学的“尾声”落幕。不仅情节跌宕起伏，妙趣横生，扣人心弦，而且哲理深邃，发人深思，令人在感叹、赞许、钦佩中受益。

  但是，细心的人们会发现，本剧对范仲淹出阁入相、终身爱民爱国、力主“庆历新政”的治国大策的不俗表现，没有编入，对脍炙人口、思想性极高的《岳阳楼记》的出手没有涉及。一句话，就是对多数人不太熟悉的范仲淹这段历史，被搬上舞台，而家喻户晓、令人折服的范仲淹的那些故事，却没有进入剧中，像是有些令人惋惜和遗憾，是否还应该对剧本再讨论讨论。

  不过，再从本剧“名称”和所写的范仲淹在应天求学成才，走入仕途，因坚持朝中纲纪，而被扣上“犯上”的帽子离开京城，返回应天的故事，剧情的结构，紧紧围绕“应天骄子”而做文章，是无可厚非和恰如其分的了。辩证地去看，里面有作者的特殊用意：拓宽对范仲淹了解的视野，使更多的人熟悉范仲淹，更好地宣传范冲淹的思想及其社会价值。

  全剧除去“序曲”、“尾声”的九场戏，足足涵盖了所谓“惋惜”、“遗憾”和“再讨论”的内容。九场戏里先后展现出一个鲜活的范仲淹：艰苦求学，断齑画粥；博览广思，标新立异；严于律己，志向鸿鹄；心系百姓，身先士卒；忧国忧民，针砭时弊；不畏权贵，正直刚强。特别是应天求学，不仅赢得学友的称赞，也博得老师的好评，为其顺利科举得中，为官清正打下良好的基础——为剧情发展，埋下伏笔。

  刚中进士，尚未走入仕途，就展现出范仲淹的“棱角”。恩科揭榜，宋天子宴待包括范仲淹在内的新科进士，席间得知沿海兴化县水患成灾，当地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而丞相吕夷简，却认为是不足挂齿的小事，提出以后再议。在众多尚未委任官职的进士中，唯范仲淹挺身而出，提出与吕丞相完全相悖的处置意见——民为国之根本，朝廷即可派官员前去赈灾。宋天子当场委任范仲淹为兴化县令，范仲淹领旨而去。救灾现场，身先士卒，指挥得当，筑堰捍海，与民共同抗灾，受到百姓的称赞和拥戴。

  初出茅庐，首战告捷，范仲淹也因此“提拔”到汴京城任“秘阁校理”。在皇帝身边，面对吕夷简策划、有违国家纲纪的“皇后寿日”活动，直言相谏——明确家事即家事，国事即国事，劝皇帝和皇太后，改变既定筹备，实现国事与家事的分离。不料获罪被贬出京，回到应天，开枝散叶，以待复出，该剧也到此落幕。

  一场大戏，不仅重新演绎和“复活”了范仲淹——由来应天求学，到学业有成，横空出世，再到“直谏犯上”遭贬回应天，他个人人生的这段历史，而且还寻找、勾勒出与其以后为官生活，有着惊人相似的周期性循环的首个“原轨迹”。进而达到本剧作者一叶而知秋的目的——以此寓函着范仲淹后半生不俗的真实人生，让观众进入剧情，浮想联翩，余味无穷。

  剧作者的构思，不仅合理、巧妙、取舍得当，而且其寓意，完全符合范仲淹的生活实际。之后，范仲淹再次由应天走出，虽有出相入阁荣耀，但仕途却像过天车似的高低起伏不定，老是重复着首个“轨迹周期”。正因为如此，他才在为官的道路上，历经千锤百炼，形成一颗忧国忧民之心——《岳阳楼记》，是集中反映的载体之一。我认为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时年58岁——距病逝时间只有6年的范仲淹，所写的《岳阳楼记》，之所以令一代又一代的人们高山仰止，是因为该文章是他自己人生思想的升华和总结。虽然这些情由没有写进本剧的剧情里，但是，透过“应天骄子”的情节展现，就见微知著，像是透过墙外一枝红杏，便可推知墙内百花盛开，春色满园。从这一点上讲，“岳阳楼”思想的根基，是深深地扎在应天读书、应天执教、应天生活的芳泥厚土之中。所以，一个“应天骄子”的称谓，一个“第一周期的循环”，就能通晓、涵盖商丘人范仲淹的一生。

  三

  再说“商丘人，传承发展商丘戏”。这里，我不是说，本剧是商丘市“目连戏传承保护中心”演戏，也不具体讲演员的手眼身法步，如何精准到位，而是说舞台上的唱腔“充满豫东调”。

  传统的豫剧——河南梆子，分豫东调、豫西调、祥符调、沙河调——后被以演员命名“门派”的方式所取代，而豫东调名人辈出。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河南举行戏剧汇演，虞城县豫剧团大红脸唐玉成先生，被冠名“豫东红脸王”；洛阳豫剧团团长马金凤女士，冠名“洛阳牡丹”——其参演的《穆桂英挂帅》为传统豫东调。当然，宁陵籍的省豫剧二团的大黑脸李斯忠，商丘豫剧团所拍豫剧电影《包青天》中扮演包拯的吴心平、扮演韩琦的许颖和新近被戏迷称为红脸王、唱腔中融入唐玉成唱腔格调的刘忠河以及与之同台演出的“国母娘黄爱菊”、“小金枝张建华”等等。

  初听范仲淹的扮演者的台上唱腔，他似乎背离了“豫东调”。特别是前半场的“小生戏”，他唱腔轻盈典雅，不温不火，像是一杯透明的白开水，与高亢、洪亮、丰满拖腔韵味十足的豫东调，格格不入。但是，再入戏中细品味，唱腔设计者设计剧中人物的唱腔，是为剧情服务的，换句话讲，戏中人物需要的就是这个“味”和“调”。但是，从某个角度讲，扮演范仲淹者，除大胆吸纳了包括现代戏，甚至话剧中的现代舞台表演艺术和道白“腔韵”，接纳了南方戏中的优雅轻盈、举止稳重、表演细腻、绵里藏针的声腔表演外，骨子里还是“豫东味”。特别是在戏中人物由思想“纠葛”到思想“解放”时的唱腔，就采用豫东调拖腔结尾，高起高落，悠扬动听，对体现剧中人物的性格和感情的抒发，起到关键的作用，也换来了剧场内的热烈掌声。

  后半场的范仲淹，更是淋漓尽致的大板大板的豫东调，有的就是唐玉成老先生原汁原味的高亢委婉的声腔再现，有的就是许颖先生在“韩琦杀庙”中，句句扣紧喷泉似的奔放而出的唱法。剧场内，掌声不断，高声的叫好声、口号声，此起彼伏，像是被豫东调和唐老先生、许颖先生“原味”旋律置换出的重磅炸弹。当然，他所采用的“豫东调”之外的众家之长，借它山之石以攻玉，就是一种创新与发展，使得豫东调更加丰满和完美。

  实话实说，剧中人物范仲淹，是不好演的。按剧情发展，由“小文生”，到挂胡子的“胡子生”——豫剧里称红脸，一个演员扮演全程中的几个角色，就得有几种行当的不同唱法。这里，我们不讨论扮演者的表演难度，也不研究他对豫东调的贡献，再去说一个“纯粹”的豫东调的扮演者——宋王。他是拜豫剧表演艺术家，堪称当今豫东红脸王的刘忠河为师的一位演员，不仅唱腔一丝不苟地紧紧跟随刘忠河，而且“做派”也随其老师——只是一个唐王，一个宋王罢了。当然，听众不会对他吝惜自己的掌声。

  李湘屏之剧中的二号人物，她的扮演者，着重于闺门旦角色。唱腔清脆圆润，悠扬动听，但是比起“宋王”来，好像是她的传承师傅不唯一。明显，有两句属常派——不多，时而有“祥符调”的细腻委婉进入，虽如此，她仍然没有走出“豫东地”——她的声腔韵调，还是以豫东调为基础的。有马金凤的“穆桂英”唱腔成份、有“金枝玉叶”声韵元素，更有“哪呀海，咿呀嘿……”豫东调特有的俏丽、委婉、生动、悠扬的“花腔花韵”（包括丫鬟春香的扮演者地地道道此种演唱）。这个大拼盘，应该说她与“范仲淹”的“声调”一样，有继承，有创新，有发展。对随着她的演唱而来的阵阵掌声和欢呼声，就不足为奇了。

  这里，还需要说一下“吕夷简”丞相——剧中是“白脸奸臣”。豫剧有黑脸、花脸之分，扮演正面人物，以黑脸居多，如包公戏，演奸臣和反面人物，以花脸居多，如潘洪、王强等。可是剧中的白脸“吕夷简”，却占据两个商丘的“正面包公”。他的道白及唱腔，多学习李斯忠的本腔本韵，而在其中一句托腔里，借用了吴心平的“新包公”的旋律，观众爆以热烈的掌声——反面人物得到掌声是不易的。而不论是李斯忠，还是吴心平，都属于豫东调的传承者，两位“活包公”被“吕夷简”所占，白脸奸臣受欢迎之谜，也从中破解。

  我把晏殊与范母谢氏放在一起谈一谈。两人在剧中分别为“三、四号人物”，当然出场及唱腔均有一定分量，俩人的唱腔，虽有作曲者新设计，但是，没有脱离豫东调的大环境：高腔大韵，二者有之；声腔婉转迂回，二者有之；边说边唱，说唱结合，二者有之。让听众更加亲近，自然的就掌声不断。“范母谢氏”的唱腔里，也像本文讲的“唐王”、“宋王”错位一样，“范母”的腔调里，含有“国母娘黄爱菊”的声腔韵味，增加了唱腔的浑厚和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