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衰交替是历史的规律，饱经沧桑是商丘的容颜。自唐代安史之乱的重要战役“睢阳保卫战”之后，遭受重创的商丘失去了昔日的荣光。在此后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商丘如汹涌波涛中的一片落叶，在五代十国的更迭中努力擦拭着身上的创伤。
冥冥之中，商丘在等待一个人，等待一个能让乱世终结，一个能让商丘再次辉煌的人。在正史的记载中，这个人在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的夏天来到当时被称为宋州的商丘。他，就是赵匡胤。
在此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赵匡胤以宋州为根据地，开大宋一朝，史称“北宋”。
龙潜之地，文昌物茂，这些让商丘从历史的看客再次成为历史的书写者。在168年的时间里，作为北宋重要的城市，商丘向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史输出了浑厚的思想和丰富的文化。
如今，商丘依然保留和流传着很多与宋朝有关的景点和传说故事。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古老的商丘，穿越到千年以前，去感受赵宋南京应天府“车徒之轚(jí)互，冠盖之络绎”的繁华，去品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源起。
帝业肇基开北宋国祚
初春三月是个美丽可爱的时节，它的色彩温暖而湿润，刚刚抽芽的柳条已经露出薄嫩的绿色，更别说粉色的桃花和杏花了。在这个时候，让我们进入商丘古城东门，走过被历史冲刷得一片油亮的石板地，一路西行大概100米，就能看到归德府文庙的红墙斗拱了。一步迈入文庙院内，可见桃花和杏花开得正热闹。
文庙，是祭奠孔圣人的地方。不过，我们来到文庙看的却不是那悬有“时中立极”匾额和孔子画像的大成殿。另辟蹊径，上拱桥穿泮池，来到大成殿前往东拐弯，不用踏上面前这条曲径通幽的小路，我们就可以看到那株似升龙般苍劲张扬的古皂角树。这棵树，比始建于元朝有700多年历史的文庙还要年长300多岁。在春意盎然的院子里，这棵仍然枯黄的皂角树显得单调而惆怅。但是，它背后的传说却久远而多彩。
这棵古树有一个明显的特征——整棵树的树皮都炸裂开生长，中空的树干甚至能藏人。在古树前的石碑上写有这样的故事：公元959年，赵匡胤到宋州任归德军节度使时，曾在此拴马。马儿在树皮上啃了几口，此后过千年，古树就长成这个样子了。
赵匡胤龙潜于商丘之时留下了很多传说，文庙内的古皂角树只是其一。
还有一则传说，说赵匡胤投奔后周开国皇帝郭威时，在商丘古城南25公里的高辛镇帝喾陵占卜，占卜的结果是能当皇帝。大喜之下，他又来到火神台上的火神庙占卜，结果竟也是如此。似乎无处安放内心的激动，赵匡胤竟在火神庙里酗酒大醉，睡了一觉。后来赵匡胤开宋称帝，大修帝喾陵，似应验此传说。
再有一则传说与商丘古城西北10公里处的清凉寺有关。在如今立于清凉寺鼓楼北侧的石碑上有记载：“宋赵太祖未龙兴之年为归德节度使，曾避暑于此。”在避暑的时候，嗡嗡乱叫的蚊虫打扰了赵匡胤的清净，于是他就呵道：“如此扰人清静，岂有此理，不能让人清凉清凉吗？”于是蚊虫一哄而散，此后盛夏酷暑，清凉寺凉风轻拂，再无蚊虫骚扰。
公元960年正月初一，“北汉结契丹入寇，命（赵匡胤）出师御之”，贺岁大剧《陈桥兵变》华丽“上映”，赵匡胤开国称帝，定都东京汴梁，建立大宋王朝。因宋州是赵匡胤的龙潜之地，所以“诏定有天下之号曰宋，因所领节度州名也”。
宋真宗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宋州升格为“应天府”，取“顺应天命”之意。后于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又诏升应天府为南京，与西京洛阳、北京大名共为北宋陪都。
既然成为陪都，就该有个陪都的样子。据《宋史》记载：“大中祥符七年，建应天府为南京。宫城周二里三百一十六步（《归德府志》记载为：周二里三百六十步）。京城周回一十五里四十步。中有隔城，其东又有关城。”这个规模，比如今的明清商丘古城大了不少。
商丘“南控江淮，北临河济，彭城居其左，汴梁连其右，形胜联络，足以保障东南，襟喉关陕，为大河南北之要道”，自古就是重要的“流通节点城市”，随着宋时政治地位的提升，城内繁华可见一斑。清初朱彝尊曾这样描绘北宋时的商丘：“车徒之轚(jí)互，冠盖之络绎，妖童光妓自露台瓦市而至。乐府之流传，朝倚声而夕勾队于照碧堂上。”《宋会要辑稿》称：“实一方之都会。”
终于，经过半个世纪的休养生息，历经沧桑与伤痛的商丘再次焕发出澎湃活力，站在了时代的制高点——人口激增、农业发达、手工业兴盛、商业蓬勃。
随着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商丘的文化教育事业也逐渐繁盛了起来。
在应天府升格为南京后一年，也就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一个将会影响北宋乃至此后整个中国文化、思想、教育发展的年轻人，结束了他在应天府书院苦读的五年时光，登蔡齐榜，中乙科第九十七名，由“寒儒”成为进士。这个人，名叫范仲淹。
俊采星驰书盛世繁华
从商丘古城南门出来，沿着中心大街边走边看，两边皆碧湖，满眼尽春意。不觉走过“商丘古城”牌坊下，后向东转，再步行五六百米，我们就来到古城南湖的东南角了。这里，复建有被誉为北宋四大书院之首的“应天书院”。
上拱桥，过小溪，两边杨柳依依；思往昔，追古人，默念“天下己任”。穿过悬有用瘦金体书写的“应天书院”门匾的大门，就可以看到书院的大殿“崇圣殿”了。殿内安静庄严，中有孔子像，左右又有孔子弟子的塑像。大殿左右两侧有配殿，为应天书院和范仲淹纪念堂。大殿之后有一小殿，为应天书院大讲堂。除此之外，皆是草地或空地。虽然目前看来，复建的应天书院的规模与历史上“为屋150间，聚书1500卷”的盛况还有不少差距，但是书院内随处可以感受到的范仲淹“心怀天下”的气息，却也容易使人耳边出现朗朗书声的幻听，似置身于北宋那个群星闪耀、俊采星驰的年代。
北宋应天书院发迹于后晋宋州虞城邑人杨悫（què）创办的“南都学舍”，后经过戚同文、曹诚、戚舜宾等人在学院思想和规模上的发展，至宋真宗时，学院已由“私学”升为“官学”，真宗皇帝赐额“应天府书院”，为“州县置学之始”，大有执天下书院之牛耳的气魄。
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23岁的范仲淹到应天书院就读，《宋史范仲淹传》记载，他在应天书院“依戚同文学，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于是，才有了欧阳修在《范公神道碑铭》中写到的：“（范仲淹）居五年，大通六经之旨，为文章论说必本于仁义孝悌忠信”的坚实学术基础。
经过了五年的刻苦攻读，范仲淹终于学有所成。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范仲淹考中进士，出任广德军司理参军，开始踏上仕途。后来，他迎娶了应天府楚丘李氏，并将母亲接来照料。至此，范仲淹将家彻底安在了商丘。
宋仁宗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范仲淹为母守丧而退居应天府，受当时南京留守晏殊之聘，掌应天书院两年。在此期间，应天书院为社会输送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如仁宗年间被誉为“德高天下”的大儒孙复。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仲淹在执掌书院期间还写下了《上执政书》，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建议，其改革思想在此初步形成。他在应天书院两年的执教生涯，也为庆历年间的新政做了人才和舆论上的准备。
宋仁宗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以范仲淹为主导的“庆历新政”开始，是年，应天书院升为“南京国子监”，成为范仲淹“庆历新政”中提出的“精贡举”改革的“试点单位”。这一荣耀，使应天书院成为中国古代书院中唯一被升级为国子监的书院。
可以说，应天书院是范仲淹政治、文化、教育思想诞生与发展的摇篮，也是他改革的阵地。应天书院成就了范仲淹，范仲淹也成就了应天书院。范仲淹后来为应天书院题写的《南京书院题名记》中提出的“博涉九流百家之说，有忧天下之心”的思想，可以说是《岳阳楼记》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的发端。范仲淹的文化和教育思想为北宋“儒学复兴”运动指明了方向，扭转了五代遗留下的道德节义严重缺失的士风，为北宋文化思想的复兴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得益于悠久的历史文化以及在北宋时的陪都地位，得益于应天书院和范仲淹，北宋时期，商丘的文化教育发展迎来了历史高峰。如孙复、石介、郭贽、傅求、赵瞻、郑雍等人先后到应天书院求学。孙复、石介通过在应天书院的学习，成为了北宋的巨儒名臣，“宋初三先生”，他俩就占有其二。据《宋史》记载，北宋期间，应天府出的进士有记录的就达30多人。
在那个时代，商丘还培养出了“诗豪”石延年，在北宋政坛、文坛皆有建树的宋痒、宋祁兄弟，被朱熹赞誉“著书满家，足以传世，亦足以不朽”的哲学家程迥，以及医学家王怀隐等人。
兴亡轮回续不断文脉
北宋时商丘的辉煌后多毁于战火和水患，如今我们能够看到的北宋实物已经不多，我们多只能通过史料记载和民间传说在大脑中勾勒其辉煌。
这其中，有一幅画却可以非常直观地反映出北宋时商丘的繁华。这幅画名为《睢阳五老图》，创作于北宋年间，是北宋时代五位重臣杜衍、王涣、毕世长、冯平、朱贯退休后的肖像画。五人退休前或是“总理”级别的领导，或是“部长”级别的大员。五人本不是商丘人，退休后纷纷选择在商丘养老，并组成“五老会”，赋诗论文，长寿而终。这就反映出当时的商丘不仅政治、经济、文化繁华，其环境也十分优美，是一座美好的宜居城市。
说过了繁华，再说一则与“灾害”有关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包拯。在睢阳区有一个镇名为包公庙镇，位于商丘古城南约30公里处。这个镇在北宋时被称为永定乡。北宋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是大旱之年，包拯视察灾情路过永定乡，发现了欺压百姓的“南霸天”，将其绳之于法。同时，他要求地方乡绅富豪开仓放粮，解百姓之困。庆历七年，当地百姓感念包大人，修建了“包公庙”，永定乡也最终成为了“包公庙镇”。此后千年，包公庙虽多有损毁，但都能在原址上复建起来，可见当地人民对包拯的爱戴。
现在的包公庙有庙门、正殿、左右配殿以及偏房。正殿内有威严的包公像，左右是展昭、公孙策和王马张赵四手下。左右配殿的塑像是两个故事，分别反映了包拯的孝和公。包公庙的院子不大，院内的槐树、石榴树与院中间的小亭显得相得益彰。
有丰年就有灾年，这是自然规律；有繁华就有衰落，这是历史必然。时间终于来到了公元1126年，这一年，对于北宋，对于中国历史来讲，都有一个沉重的年号：靖康。
公元1127年，靖康之耻，北宋徽钦二帝以及大量王公贵族被南下的金军俘获而走，中原财富被洗劫一空。当年5月，徽宗的九子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登基称帝，年号“建炎”，重新延续大宋国脉。商丘，迎来了其在宋朝历史上最后的辉煌。
明嘉靖《归德志》载：“幸山，南关外，旧传宋高宗（赵构）即位之所。”现在来看这个地方，应该是从商丘古城南门出来至华商大道再向南目视所及之处。不过，怎么看，这里都是一片平原，怎么会有山呢？
明嘉靖《归德志》的解释为，当年舜在十二州封了十二座山，但是商丘这边地处平原地区，没有山可以封。于是“冈阜之高起者则皆山之谓也”，也就是说，比周围高起来的土丘都能称为“山”。
既然是赵构的登基之所，幸山周围还是颇有气象的，根据记载，幸山及其周围是一大片的“景区”，“景区”内不但有妙峰亭、十二新亭，还有观光亭、望云亭。到了明嘉靖年间，在赵构登基所筑之坛上，又建了观音堂。
不过，如此景色当时大概也无人有心欣赏了。赵构在应天府登基不到半年，迫于金兵强大的军事压力，不得不迁都杭州，与金国隔江相峙，史称“南宋”。随之，金军大举过境，应天书院就是在这次战乱中被焚毁的。
公元1132年，金朝扶持的伪齐皇帝刘豫将南京降为归德府；公元1232年，金哀宗将金政权都城迁到归德府；公元1234年，南宋将领全子才收复应天府，宋理宗发布榜文，恢复南京之名；元代初，元军攻陷宋朝南京，改称归德府，治所宋城改称为睢阳。
从宋州升格为南京，再从南京降级为归德府，从大宋王朝的龙潜之地到国脉延续的关键之所，商丘的身上深深落下了北宋从弱小到兴盛、从繁华到落寞的印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再一次，商丘经历了轮回。如每次轮回一样，这个城市流淌着的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不断的文明血液，使她倒而不灭，遇困而不自弃。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她默默擦拭着身上的伤痛，等待再一次涅槃。而她在宋朝历史中孕育和创造出的辉煌文化，为中国历史的发展乃至世界历史的发展提供了绵绵不绝的动力。
延伸阅读
《睢阳五老图》的下落和应天书院的下文
《睢阳五老图》的流传：原本于民国时期流出海外，目前存放于美国多个博物馆,其中毕世长画像现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冯平和王涣画像现藏于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朱贯和杜衍画像现藏于耶鲁大学博物馆。《睢阳五老图》历经宋元明清几代传承有序，有50余家名人为五老图书写题跋。题跋原为手卷，清代改为册页，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应天书院的后世：北宋末年，金兵南侵，应天书院遭到焚毁。元代应天书院在原址上重建，但发展缓慢。明代后期，睢阳城没于泛滥的黄河水，城址北迁，书院重建于城东门内。明万历年间，归德知府在府城东门内建文正书院，亦称范文正公讲院。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清政府废科举、兴学堂，遂改为“归德府中学堂”。中学堂历经半个多世纪的中学教育阶段，先后易名为省立三中、省立二中、省立商丘中学、省立商丘第一高级中学。1953年年初、高中部分设，后分别发展为商丘良浩高级中学和商丘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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