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郑州空姐遇害案”后，近日，“温州女孩遇害案”再一次将滴滴公司的管理推向社会舆论的中心。民众愤怒追问：命案不断的滴滴，除了事后道歉、追责免职和民事赔偿外，还有没有切实可行的管理措施保证不再发案？然而，除全国范围内下线顺风车业务外，至目前为止尚未看到该公司的整改新措施。惨案一再发生，根源在于该公司管理层对公共利益的严重漠视。

  公共利益是商业运营的道德和行为底线。公共利益是一定区域范围内不特定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等维持生存和发展的合法利益，确保公共利益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必然条件。遗憾的是，当不特定乘客生命安全受到即将发生的犯罪侵害时，滴滴公司考虑的却是滴滴司机的“个人隐私”和所谓的“商业信誉”，这种漠视公共利益的管理观念，彻底洞穿了最基本的管理和经营的道德和行为底线。

  法律是公共利益的载体，守法就是维护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并非一成不变，其内容随时间地点和社会状况的变化而拓新。为将公共利益具体化，法治国家通过民主的方式将不特定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上升为法律，并通过法律强制来维护公共利益。例如，我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合同法》第七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中，无论是作为“滴滴司机”的用人单位，还是独立的“中介公司”，依法为乘客本人及其亲属提供司机的真实信息，都是滴滴公司必须履行的基本义务。公司管理层如果明知法律规定而故意不提供相关信息，则涉嫌包庇；公司管理层如果不知以上法律规定，则其法治意识的盲点需要彻底反思。千夫所指之时，该公司亟需真诚面对血案，真正敬畏法律，重视公共利益，以脱胎换骨的理念与行动，以应尽的社会责任告慰逝者、回应民众。

  （作者杨世建为法学博士，商丘师范学院法学系主任；王富兴为中国法学会会员，市法学会理事，现供职于人民日报《民生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