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进了腊月，村里的锣鼓声便响起来了，因为要提前准备春节后的扮玩演出。锣鼓队、舞狮子、旱船、玩信子是我们村的固定节目，参加者多是男人和小孩。初五过后，村扮玩队伍便开始串村演出，到了正月十四去镇上彩排，选出好的节目十五那天参加区里扮玩汇演。

  上世纪80年代初，村里新换了村长，村长打算将扮玩队伍扩大，和妇女主任商量，决定加入一支秧歌队，号召村里妇女同志积极报名参加。

  这个提议，遭到了村里老爷们的反对，特别是三爷爷，见不得妇女“胡蹦跶”。任凭妇女主任说破嘴儿，他也坚决不让三奶奶和儿媳参加秧歌队。最后，秧歌队只有十人报名。村长拍板，十人就十人。

  那年村长“大出血”，参加扮玩的村民一人分了五盒烟，秧歌队的十名妇女额外每人多给了三盒烟。三爷爷看到邻居孙大爷叼着老伴分的烟卷儿，气得狠甩自己的旱烟袋。三爷爷在村里属于困难户，香烟他是抽不起的。

  到了腊月，村里又开始让大家报名参加扮玩队伍，三奶奶和儿媳都报名参加了。三爷爷嘱咐三奶奶，对外就说，自己还是不同意她们参加，为这，家里都吵翻天了。

  三爷爷最爱看扮玩节目，但那年，村里扮玩队伍走街串巷彩排时，三爷爷家大门紧闭。外村来我们村扮玩演出，三爷爷也不出来看，他说，都是胡蹦跶，出风头，没啥看头。

  后来，每到腊月，三爷爷就和三奶奶大吵一架，三爷爷这“气”一直生到来年正月十六。三奶奶和儿媳参加秧歌队“挣”的香烟都归了三爷爷，他这“气性”才慢慢消了。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村里的秧歌队也与时俱进了，扮玩不再扭秧歌，而是年年换花样，有时舞健身球，有时舞太极剑，有时跳竹板舞。这些舞蹈比扭秧歌难多了，单靠一个腊月是学不会的，于是妇女主任组织大家，平日农闲时节便开始学起来。

  那时，串村、串企业拜年扮玩，收到的礼品也跟着升级，由整条的香烟、糖果，变成了现金。正月十六演出结束，参演人员每人都能分到一个大红包呢。有经济诱惑，大家扮玩的热情便高涨起来，妇女主任一号召，老爷们也由着自家的女同志们去。三爷爷哀叹，时代变了，管不了，不管了。

  他这话不假，那几年，三爷爷的儿子自己开了家机械加工厂，生意红红火火，三爷爷早扔了他的旱烟袋，儿子一条条香烟买给他抽，他再也不盼着一年一度“分”烟了。有了儿子撑腰，三奶奶也不怕他了，儿媳他更不敢管了，因为儿子的机械厂是沾了儿媳娘家的光。

  后来，三爷爷的儿媳还成了村舞蹈队的老师，她在电脑上学了新舞蹈，便教给其他人跳。舞蹈队的人越来越多，每天晚上吃了晚饭，村里小广场上便热闹起来，交谊舞，广场舞，这里一伙，那里一帮，而且有些老爷们还加入其中“蹦跶”起来。

  村里的腊月再也不用彩排扮玩节目了，随便拉出一群人便可以舞上一曲。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练，跳舞的目的再也不是为了扮玩，而是为了健康、愉悦身心。

  三奶奶，今年八十八岁了，吃完了饭，三爷爷便往外撵她，让她去跳广场舞。三爷爷说，老了，更需活动活动，人“蹦跶”起来才有精气神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