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在成都生活期间，高适也正好来到四川，任彭州刺史。听说杜甫流离转徙到达成都后，高适立即寄诗问讯，并在生活上给杜甫全家以资助。上元元年（公元760年），高适改任蜀州（今四川崇州）刺史，杜甫从成都赶去看望他。故友相见，分外高兴。高适比杜甫大十来岁，时年将近60岁，杜甫也将50岁了。他们除叙旧外，还互相赠诗来倾诉衷肠，排遣思乡之苦。到了第二年的春节，高适写下《人日寄杜二拾遗》，寄到成都草堂。诗曰：

  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

  柳条弄色不忍见，梅花满枝空断肠……

  如今，崇州人把这件事写入了《崇州人文史话》。人日亦称为“人胜节”、“人庆节”。传说女娲初创世时，在造出了鸡狗猪羊牛马等动物后，于第七天造出了人，所以这一天是人类的生日。我国自汉朝开始有人日节俗，魏晋后逐步形成。在古代，人日有戴头饰、贴屏风、剪彩为花等传统。唐代之后，更重视这个节日。每至人日，皇帝赐群臣彩布、彩花，又登高大宴群臣。当年的边塞诗人高适怎么也不会想到，他在这一天写给杜甫的一首诗，成为一个纪念杜甫的文化符号。

  公元770年，漂泊在湖南的杜甫，有一天整理往日的书信，重新读到了高适这首诗，禁不住老泪纵横。此时的高适已经亡故。睹物伤情，杜甫写下《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一诗，以寄托哀思，诗云：“自蒙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诗久零落。今晨散帙眼忽开，进泪幽吟事如昨……”这和着血泪唱出的心声，读来实在感人肺腑。从此，高适、杜甫“人日”唱和的故事便成为诗坛掌故。

  也许是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也可能是巧合。到了清朝咸丰四年（公元１８５４年），时任四川学政的何绍基在果州（今四川南充）主持完一场官场大考之后，在返回成都的途中特意来到草堂，于是拟对联一副：“锦水春风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来。”何绍基熟知高适、杜甫“人日”唱和的典故，到达成都之后，特宿于郊外。待到正月初七这一天，才到草堂题就此联。此联一出，文人墨客竞相效仿，于每年“人日”云集草堂、挥毫吟唱、凭吊诗人。

  1992年，杜甫草堂博物馆首倡恢复“人日”游草堂，成都市先后开展了20多届“人日”游草堂文化活动。后来演变为“诗圣文化节”。先后邀请了魏明伦、康震、阿来、吉狄马加等文化名人担任“人日祭杜甫”仪式主祭人，大家聚草堂，读祭文，拜“诗圣”，一套颇为隆重的仪式之后，人们对诗人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我们走进草堂的那天，离“人日”游草堂活动还有四天，但是，主办方特意把草堂60元一张的门票，减为30元。后来的新闻显示：2019年诗圣文化节“人日祭杜甫”活动于2月11日上午在杜甫草堂博物馆大雅堂举行。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担任主祭人。历时三年的杜甫千诗碑落成，李敬泽认真撰写了一篇《杜甫千诗碑记》，并由著名书法家刻石后安置在草堂景区内。

  李敬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杜甫是什么？杜甫就是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如同精神上的父亲和丈夫。他陪伴我们过日子，陪伴着我们经历生老病死……在为生活奔忙劳碌的时候，你会发现杜甫就在我们身边，在生活的底部和深处。杜甫草堂对于我们来说，不仅仅是一个诗人的故里，它是我们所有人心灵上的一个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