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古时代，以商丘为中心的殷商大地，水源充沛，林草茂盛，丘堌星罗，处中原腹地，气候适宜人类繁衍生息。居住在这里的商部族，通过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不仅创造了灿烂的殷商文化，而且在其先进文化的作用下，也为华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一、燧人氏钻木取火，实现了人类社会生产力的第一次伟大革命

  从虞城马庄遗址发掘的文物证明，在商丘一带有距今约7000年的人类活动遗存，华夏民族长期在此地带活动，是华夏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在从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时期，人类还没有发明和使用火，人们生活在茹毛饮血的社会，腥臊恶臭及生凉的食物使人们难易消化吸收，且伤害腹胃，肠胃病甚多，人类寿命很短，进化缓慢。到燧人氏时代燧人氏受自然现象的启发，逐步发明和使用了火，促使人类加快进化步伐，寿命大大增加。《韩非子·五蠹》中记载：“上古之地，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在《太平御览》中记载：“申弥国去都万里，有燧明国不识四时昼夜。其人不死，厌世则升天。国有火树，名燧木，屈盘万顷，云雾出于中间，折枝相钻，则火出矣。……号燧人氏。”火的发明和广泛使用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是多方面，如还可用于抵御寒冷、驱赶飞禽猛兽、烧荒开垦耕地等，这是人类从自然界获取能量，第一次驾驭自然力的伟大成果，实现了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第一次伟大革命，使人类真正走向文明社会。据明《归德府志》和清《商丘县志》记载：“燧皇陵在阏伯台西北。相传为燧人氏葬处，俗云土色皆百，今事未不然。”以上史料说明，燧人氏在商丘建立燧明国，死后就葬在商丘。此处遗址已得到国家有关部门和许多专家的认可，1992年被国家旅游局命名为“华夏第一火种”。全国十运会的“华夏文明之火”在这里采集种火，现商丘市睢阳区已被授予“中国火文化之乡”称号。

  二、炎帝朱襄氏的农耕文明，完成了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第二次伟大革命

  在农业没发明之前，人们依靠狩猎、打鱼和采集野果等来获取食物，其生存受自然约束很大，特别是在冬季，无食可吃，常常威胁着人们的生命。随着火的发明使用及石器等生产工具的改进，人们逐步开始种植农作物，原始农业初步被显现。其初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收获没有保障，直到炎帝朱襄氏时期才使农业生产力水平得到大大提高，完成了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第二次伟大革命。《路史》中记载：“有巢氏没，数阅世而朱襄氏立。于是多风。群阴閟遏，诸阳不成，百物散解，而果蓏草木不遂，迟春而黄落，盛夏而痁痎，乃令士达作五弦瑟，以来阴风，以定群生，令曰《来阴》。都于朱，故号曰朱襄氏，传三世没。”另《吕氏春秋·古乐》记载：“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蓄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五弦瑟，以来阴风，以定群生。”其意是在朱襄氏时期，常刮怪风（如现在的干热风）造成阳气过剩而阴气不足，各种作物枯死或不结果，瓜果无法成熟，于是令臣子士达制作了五弦瑟，引来阴风，使阴阳二气平衡，万物结子，获得丰收，万民以安。此由说明，炎帝时代人们不仅对影响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农具、作物品种及生产耕作技术重视，而且对影响农业生产的气候也高度重视。从大量史书记载，华夏农耕文明始于朱襄氏时代，这在殷商部族生活聚居的中原大地得到很好的传承和发展。从商丘8处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看，属先商时期的各种生产工具多达472件，主要有石斧、石铲、石刀等，其中石器78件、骨器70件，这里已处于发达的锄耕农业文明阶段。随着社会的进步，当时中原一带的农业也得到迅速发展，从商丘永城芒山出土的“春耕图”汉画石像上看，在汉代商丘一带的农耕文明已达到较高的水平，实现了牛拉铁犁的先进农耕方式。

  炎帝朱襄氏是上古时期居住在商丘柘城的原始部落首领。在《吕氏春秋·古乐》注释中记载：“朱襄氏，古天子，炎帝之别号。”据《柘城县志》记载：“朱襄氏殁后葬于城东15里，其墓如丘，称朱堌。”即现在柘城县城东8公里的大仵乡朱堌寺村。此遗址从汉至今已有约2000年历史，朱襄氏大殿前的皂角树距今已有600多年。商丘特别是柘城县对朱襄氏的研究高度重视，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柘城县政协于2019年编印出版了近400页的资料汇编《炎帝朱襄氏文化研究》。

  三、商部族对牛马畜力的利用，使社会生产力发展产生质的飞跃。

  商始祖契，是帝喾之子，在舜帝时因助大禹治水有功，被封于商，赐子姓，为商部落第一位首领，由于他教化子民有方，被舜帝任为司徒，以教化万民。其孙相土继承他的事业，驯服马并发明了马车，马畜力在人们生产生活的运用中，大大提高了社会交通运输能力。相土利用其便利的交通工具，使其疆域得到扩展，如《诗经·商颂》中记载：“相土烈烈、海外有载。”到商部落第七世孙王亥，开始研究驯牛的方法。野牛劲大性烈，人们很难驯服，王亥通过多次实践，了解到牛的鼻子是牛神经最敏感处，是最疼痛的部位，只要控制牛的鼻子就能驯服牛，故此他采用刺牛鼻子穿绳的方法驯服了牛。牛被驯服后，他又发明了牛车等。《管子·轻重戊》中记载：“殷人之王，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这说明商部族修立栅圈，驯养牛马，以为人兴利，这种圈养牛马的技术很快得到推广普及。牛马畜力运用于农耕和运输，大大提高了社会劳动效率，使人从繁荣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牛马圈养和在生产生活中的运用，是人类社会畜牧业发展的高级阶段，使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得到飞跃性的发展，这也标志着我国农业与畜牧业的第一次分工的完成。

  四、商部族首创商业，大大促进了社会分工的步伐

  商部族将牛马畜力广泛运用到社会生产和生活之后，社会劳动生产率得到大幅度提升，劳动产品有了剩余。以王亥为首的人们赶着牛车带上剩余的产品到外部族去进行以物易物交换，实现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竹书纪年》记载：“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十六年，殷王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隧杀其君绵臣。”另《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这是说王亥和其弟王恒到有易部族去易物交换，有易国君绵臣杀王亥和夺其牛羊等产品，后王亥之子甲微伐有易，杀了有易君绵臣而报杀父之仇。当时，由于商业的发展，加快了社会的分工，特别是纺织业迅速从农业中逐步分离出来，以形成男耕女织的社会大分工。这时纺织品除满足自家穿用外，已有大量的剩余。这在商汤代夏的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管子·地数》中记载：“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汤有七十之薄（亳）而用有余。天非独为汤雨菽粟，而地非独为汤出财物也。”“伊尹善通移轻重，开阖决塞，通于高下徐疾之策，坐起之费时也。”这是说伊尹能遵循商业流通规律，认识到商品流通对稳定市场、发展经济、保国安民中的重要作用。如在商汤灭夏之前，伊尹为了削弱夏的力量，采用商品交换的策略，用丝织品换空夏都粮食这一战略物资。《管子·轻重甲》记载，商汤时，夏桀骄奢淫逸，挥霍无度，仅女乐就有三万人，而且女乐歌伎“无不服文绣衣裳者”。故此伊尹令商部族妇女日夜赶织“文绣纂组”以“一纯得粟百钟”的价格，来换取夏都的粮食，这样夏都的粮食大批运往商部族。这是商汤快速灭夏的重要因素。商业的发展不仅促使了青铜器、陶器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的专业化生产，随之还形成便于交易的市场、门市店铺及繁荣的城市。《史记·货值列传》记载：“夫自鸿沟以东，芒、砀以北，属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阳亦一都会也。”这是说在当时定陶、睢阳已是商业繁华的都市。王亥作为华商始祖逐步成为社会共识，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曾题词：“商人、商品、商业起源于商丘”。有关商丘“三商”之源的知识现已进入我国中学辅助教材。由河南省政协和全国侨联主办的两年一届的国际华商节已被国家定为固定的节庆活动。

  从以上几个方面不难看出，殷商部族是较早孕育了华夏历史文明的部族之一，她不仅是殷商文化之根脉，也是华夏社会生产力创造性发展的重要源头，人类社会生产力伟大革命及几次社会大分工均在此完成、发展和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