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乐舞文化，在三皇时期就有了。当时，诗词、音乐、舞蹈三者是一体的，诗中有乐，乐中有舞，舞中有诗，三者融合在一起，统称为“乐”，或称为“乐舞”。到五帝时期，在三皇乐舞的基础上又有所创造和发展。

  殷商的乐舞文化源于五帝之一的商先祖帝喾。帝喾为了祭祀用乐和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命人研制乐器、创作歌舞。《吕氏春秋·古乐》记载：“帝喾命咸黑作为声（做声乐），歌（唱）《九招》《六列》《六英》。有倕作为（制作）鼙、鼓、钟、磬、吹笒、管、埙（古代吹奏乐）、箎（chí，横吹竹制吹管乐器）、鼗（táo，有柄的小鼓）、椎（捶击乐器的工具）、钟。帝喾乃令人抃（两手相击），或鼓鼙，击钟磬，吹笒，展（演奏）管篪。因令凤鸟、天翟舞之。帝喾大喜，乃以（就用这些乐舞）康（褒扬、赞美）帝（天帝）德（功德）。”《山海经·海内经》记载：“帝俊（帝喾）有子八人,是始为歌舞。”帝喾命他的八个儿子开始创作出歌曲和舞蹈，教人演唱和表演。

  帝喾还让乐师组建了一支盲人乐队。这是中国最早的盲人乐队。《册府元龟·帝王部·符瑞》记载：“帝喾高辛氏代高阳氏王天下，使瞽人拊（敲意）鞞鼓、击钟磬。凤皇（凰）鼓翼而舞。 ”“瞽人”即盲人。《古本竹书纪年》也有同样的记载。帝喾让这支盲人乐队打着大鼓和小鼓、敲击着钟和磬演奏，美妙的音乐响彻空中，引得凤凰从远处飞来，在空中和着音乐展翅而舞。《宋书》也说：“帝喾高辛氏，生而骈齿（一种比较整齐的龅牙，自古被认为是圣人之相），有圣德，代高阳氏王天下。使瞽人拊鞞鼓，击钟磬，凤凰鼓翼而舞。”等等。帝喾开创了殷商乐舞文化的先河。

  帝喾的儿子契在尧、舜时期被封于商，始有商国。契下传十四世到商汤。商汤建立商朝。《古本竹书纪年》和《宋书·符瑞上》都记载，商汤“丰下锐上，晰而有髯，句身而扬声，身长九尺，臂有四肘，是曰殷汤。汤在亳，能修其德……遂有天下。商人后改天下之号曰殷。”因此商又称殷。《广雅·释诂》释：“殷，大也。”解惠全、张德萍译注《史记·殷本纪》的“说明”中说：“殷本来叫做商……整个商朝，后来或称商殷，或称殷商。”

  殷商时期，乐舞文化更加兴盛。《礼记·郊特牲》记载“殷人尚声（声乐）”。这不但在神学领域得到体现，而且在后世的哲学、美学、诗学等领域还得到进一步扩展衍生。

  殷商时期的乐舞，最著名的是汤乐。

  一、《大濩》

  汉·班固《白虎通·礼乐》说：“汤乐曰《大护》。”《大护》亦称《大濩》、“大頀”。关于《大护》的产生，《吕氏春秋·古乐》记载：“夏为无道，暴虐万民，侵削诸侯，不用轨度，天下患（痛恨）之，汤于是率六州（六州诸侯）以讨桀罪，功名大成，黔首（百姓）安宁，汤乃命伊尹作为《大护》，歌《晨露》，修（演习）《九招（九韶）》《六列》，以见其善。” 由此看来，《大濩》就是商汤推翻夏朝建立商朝时命大臣伊尹所作。

  《大濩》是一部歌颂商汤的丰功伟绩的乐舞，其产生地就在商汤都城亳。《毛诗正义》曰：“美汤受命伐桀，定天下而作《濩》乐，故叹之。多其改夏之制，乃始植我殷家之乐鞉与鼓也。”《山堂肆考·乐章·汤育万姓》具体介绍了《大护》的歌词：“万姓苦兮怨且哭，非圣人兮谁护育？圣人（指汤）生兮天地和，万物熙熙兮舞且歌。”《墨子·三辨篇》载：“汤放桀于大水（地名），环（经营）天下自立以为王。汤立为王，事成功立，无大后患，因（沿袭）先王（指帝喾）之乐，又自作乐，命曰《护》，又循九招。”说明《大濩》是在先王“帝喾命咸黑作为声，歌《九招》、《六列》、《六英》”的基础上而作，并加上了新的内容。

  “宫、商、角、徵、羽”是我国古乐的基本音阶。《礼记·乐记》曰：“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征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怙懘之音矣。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官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征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矣。”（宫音是君，商音是臣，角音是民，徵音是事，羽音是物。这五种声音不发生混乱，就没有弊败不和的音了。宫音混乱就成为散漫的声音，象征着国君骄横；商音混乱就成为偏激不正的声音，象征着官吏堕落，角音混乱就成为忧愁的声音，象征着财物匿乏。五种声音都发生了混乱，互相排斥，叫做慢，在这种慢的情况下，国家灭亡也就在眼前了。）《韩诗外传》首次明确提出了《大濩》所表达的具体思想情绪和感情色彩：“汤《大护》，闻其宫声使温良而宽大，商声使人方廉而好义，角声使人恻隐而爱人，征声使人乐善而好施，羽声使人恭敬而好礼。”

  二、《万舞》

  《万舞》又称《万》，是殷商时期在朝廷、宗庙或各种祭祀仪式上表演的舞蹈。甲骨卜辞记载：“□乎（呼）万無（舞）。”（《殷墟文字甲编》1585）“王其乎戍雨（雩）盂,又（有）雨。叀万雨無盂田，又雨。”（《殷墟拾掇一集》385） 吴镇烽《尊銘文初探》说：前一条卜辞表示必须叫万人出来跳舞，这种语气显示出事情当与祝祷有关；后一条更明确说是一个叫盂的万人舞雩（yú，古代求雨的祭礼），会祈来喜雨，这个万人若在田里舞《万》，结果会再次下雨。因此说，《万舞》主要用于祈雨祭祀活动。

  《万舞》的表演形式由文舞与武舞两部分组成。文舞执羽翎，和着吹奏乐列队起舞；武舞执干戚（亦作“干鏚”，盾牌和大斧）列队起舞，以此与神交流沟通，以达到娱神和请神的效果，祈求天神和祖先降雨，解除旱灾。据《诗经·简兮》记载，万舞表演时，英武健壮的舞师在公爵的庭堂表演，手握缰绳似丝组，动作有力如猛虎；左手拿着吹奏的乐器吹着，右手挥着野鸡翎毛，红光满面像赭涂；舞者感情激越亢奋，节奏感强，动作和姿态的舞美形式富于魅力。文舞雍容优雅，风度翩翩。所以《诗经·简兮》记载，公爵欣赏得非常激动，连说“快赏酒”。另外，《诗经·閟宫》有“万舞洋洋（盛大貌）”的记载，《诗经·商颂·那》中有“万舞有奕”（众人齐舞，姿态从容）的记载。《墨子·非乐》有“万舞翼翼，章闻于天”的记载，都是对《万舞》的描述，可见《万舞》是一种常在隆重场合表演且场面盛大壮观的舞蹈。

  商汤时期曾有多年大旱，人们用这种方式与神沟通，认为舞《万》就能感动上苍，所以众人齐舞时感情兴奋，舞姿富有美感和魅力。

  三、《桑林》

  魏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学者杜预在《左传》中作注说：“桑林，殷天子乐名。”西晋史学家司马彪在《庄子注》中也说：“桑林，汤乐名。”

  关于《桑林》的产生，研究者有的认为是商族图腾乐舞的延续，是祭祀先妣简狄的图腾乐舞，但理由牵强。有的认为是商汤桑林祈雨时的乐舞，理由比较充分。商汤桑林祈雨有不少古籍记载。如《淮南子·主术训》说：“汤之时，七年旱，以身祷于桑林之际，而四海之云凑，千里之雨至。”宋·黄庭坚《常父惠示丁卯雪十四韵谨同韵赋之》说：“桑林请六事，河水问九畴。”这两处记载说的是，商汤即位之初，王畿之内连续七年（有说五年）大旱，骄阳如火，河井枯竭，田地龟坼，草木枯萎。商汤命史官占卜天不下雨的原因，史官占卜后说必须以人做牺牲祭天才能让天下雨。商汤甘愿自己做牺牲，祈祷时引咎自责，列举六条自己可能犯的错误向天询问，自作检讨，哀求上帝赐福降雨，但毫无效果。于是，他剪去头发、指甲，沐浴洁身，向上天祷告：“我一人有罪，不要惩罚万民；万民有罪，都在我一人身上。勿因我一人之过而伤害万民性命！”祷毕便坐到柴堆上。正当巫祝要点火燃柴时，大雨骤然而来，万民一片欢呼，作歌颂扬汤的功德，乐曲取名为《桑林》，后人称其为《汤乐》。

  《桑林》是商朝一种大型的、国家级的祭祀乐舞，影响深远。直到春秋末期，《桑林》仍为诸侯瞩目的盛大歌舞表演。据《左传·襄公十年》记载，春秋时有一个偪阳国，晋国国君晋悼公联合诸侯，欲与楚国抗衡，想通好雄踞长江中下游的吴国以成犄角之势。偪阳国拒于要冲。鲁襄公十年四月，晋悼公以霸主身份召集鲁、宋、卫、曹、薛、杞、邾、滕、小邾、齐等国会盟于柤，最后灭了偪阳国。战后，晋悼公按事前约定，将偪阳国国土赠给参战的宋国。宋平公为了表示感谢，带着《桑林》乐舞演奏队去楚丘隆重款待晋悼公。桑林乐舞表演属于专门为天子所设，晋悼公作为诸侯，用天子乐舞是逾制，但晋悼公想看。《桑林》乐舞表演场面盛大而隆重。开场的时候，宋国乐师高举旌夏，率领乐队鱼贯而入。晋悼公立刻吓呆了，赶紧退入厢房躲避。原来，旌夏是王的旗帜，“王旗”竖在场中，晋悼公只是诸侯霸主，坐在上席观赏歌舞，是对王权的不尊重。宋平公便去厢房请他出来，说：“我命令乐师撤去旌夏，请安心出来观赏吧。”晋悼公的随臣范自怂恿说：“这机会很难得呀！连我都不知道《桑林》的演出内容，多么难以一睹啊！这次我们观赏了《桑林》，回去把今天的事记录下来告诉子孙，不知我们的子孙在今后有没有机会再目睹。”晋悼公整了整衣服，在左右的鼓动下又出来观赏。宋人撤去旌夏演奏。晋悼公观看着仍是忐忑不安；在回国的路上突然病倒。他的臣下都慌了手脚，建议奔赴宋国请求祈祷，请桑林之神免罪。由此可见，堪称3000年前世界第一流水平的殷商文化中的乐舞之尊贵和不凡的震撼力。

  四、《商颂》

  《颂》意有三：一、王充《论衡·须颂篇》云：“古之帝王建鸿德者，须鸿笔之臣，褒颂记载，鸿德乃彰，万世乃闻。”“颂”为歌颂、赞美之辞。二、颂为舞容。《释名·释言语》曰：“颂，容也。叙说之成功其形容也。”《诗经·周颂·清庙》郑笺曰：“颂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无不覆焘，无不待载，此之谓容。于是和乐兴焉，颂声乃作。”《毛诗正义》解郑说曰：“‘颂’之言容，歌成功之容状也。”清人阮元《释颂》曰：“颂之训美盛德者，余义也。颂之训为形容者，本义也……所谓《商颂》、《周颂》、《鲁颂》者，若曰商之样子，周之样子，鲁之样子而已……惟三颂各章皆是舞容，故称为《颂》，若元以后戏曲，歌者舞者与乐者全动作也。”三、颂为宗庙祭祀的乐歌及乐器。朱熹《诗集传》曰：“颂者，宗庙之乐歌。”杨名时《读经札记》引文贞公言：“庸，即颂也。颂钟颂磬与歌声应，直言‘颂’，重人声也。据此则《虞书》‘笙镛’、‘镛’字亦与‘颂’通。间歌时堂上击玉磬为人声节奏，疑西阶即击颂磬应之。颂钟颂磬不俟合乐始击，唯升歌三终时。”最早提出“颂”为乐器说。此后，曾参加《中华大辞典》编纂工作的张西堂以《大射仪》郑注“古文颂为镛”为基础，又从前人释“南”、“雅”是乐器为启发，结合《商颂》中“镛鼓有斁”，亦认为颂为乐器。

  综合而言，《颂》是在宗庙祭祀中集祭辞、音乐、舞蹈等为一体的礼仪。

  关于《商颂》产生的时期，历代学者观点不一。有的认为是商代作品，有的认为是春秋时期的作品。经过许多专家论证，是商代的作品无疑。

  殷商之时，《商颂》篇目较多。商纣王时殷商为周所灭，《孟子·梁惠王下》说，一个政权推翻另一个政权，必然会“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宗庙”作为国家政权的象征，备受统治阶层所重视，各种与宗庙祭祀相关的典册和礼器皆在其中。周灭殷商，既夺取了殷商人们祭祖的宗庙礼器九鼎，又获取了殷人祭祖的乐器和祭典《商颂》。《逸周书·世俘解》载：“辛亥，荐俘殷王鼎。武王乃翼，矢慓矢宪，告天宗上帝……甲寅，谒戎殷于牧野。王佩赤白畤，钥人奏《武》，王人进《万》，献《明明》三终。”（辛亥这天，推翻殷商政权的周武王献上所获的殷之九鼎，恭敬地手执玉圭，身披法服，敬告天神上苍……甲寅这天，武王以牧野克商之事告于先王。武王披上赤畤、白畤，乐师奏《武》乐。王入庙，乐师进《万》舞曲，又献《明明》之曲，演奏三节。）武王克商后，先祭祀天地和祖先，将克商的大事敬告天神上苍和祖先，举行隆重的仪式，先演奏周人的祭舞《武舞》以示庆贺，之后再演奏商人的祭祀乐舞《万舞》，以示对殷商的征服。这说明商人的祭祀舞在殷商灭亡之后随着所有礼仪典章共同归周。周人掌有商人典册，并有专人管理。周封微子于宋以继承商人的祖宗祭祀制度，《商颂》也由宋国来继承。

  但春秋时，却出现了礼崩乐坏的情况。《毛诗郑笺》说，春秋时“礼乐废坏者，君怠慢于为政，不修祭祀、朝聘、养贤、待宾之事，有司忘其礼之仪制，乐师失其声之曲折，由是散亡也。”“礼乐废坏者，正谓礼不行，乐不用，故令之废坏。废坏者，若墙屋之不修也。但礼事非一，笺略举礼之大者以言焉。由君不复行礼，有司不复修习，故忘其礼之仪制。由君不复用乐，乐师不复修习，故失其声之曲折。由是礼乐崩坏，故商诗（指《商颂》）散亡也。”“是散亡商之礼乐也。”宋戴公时，宋国大夫正考父想恢复殷商祭祀的礼乐，因此到保存有《商颂》的周太师那里考校《商颂》，以使其臻于完整。

  至于《商颂》中有些诗句明显带有周文化的色彩，苗永利先生在《周代宋国史研究》中说：《商颂》作为商代之诗，在诗句与语言上自然与周诗不同。同时，经过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根据古籍文献流传过程中出现的语句与语言的讹变规律，正考父有可能以周代的语言风格重新述作《商颂》，使今本《商颂》与商代甲骨卜辞的语言有所不同，而与周诗在语句上有所近似；正考父虽重新考校《商颂》的语言，但对商诗的格式有所保留。因此，出现了《周颂》与《商颂》在篇章与句数上的明显差异。较之《商颂》的语言特色，丝毫看不出其简捷流畅，在语言上与周诗一样仍古奥难懂。

  经过《春秋》中后期的礼崩乐坏，至孔子时，正考父所校《商颂》十二篇仅剩五篇，即《毛诗郑笺》所言：“自正考甫（父）至孔子时，又无七篇矣。”

  殷商乐舞主要的是上述四种。作为商代的艺术，它们从一个方面反映了那一时代的历史和文化。商朝出现的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歌、舞、乐的高峰，为中华民族的传统乐舞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