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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生活于战国的动乱时代，社会的混乱使他肩负起了平定天下的使命，他曾疾呼“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怀着这种使命感，他继承孔子学说，周游列国，希望将自己的“仁政”主张施于政治，以期改变现状。当时的孟子已久负盛名，各国国君都乐于接见他，但大多却不愿意施行“仁者无敌”的仁政，反过来纷纷修兵重敛、极欲称霸，对待老百姓大多暴虐无道，他们接待孟子这样的学究，不过是要个好名声罢了。孟子的学说被当时的世人评论为“迂远而阔于事情”，无法付诸具体的政治实践。

  孟子在齐国不甚得志，在听说宋王偃要行仁政之后，便来到了宋国。在此他告诉戴不胜要多推荐贤士，并答戴盈之问，还曾与滕国世子论性善说。清康熙《商丘县志·圣迹》载：“孟子尝在宋与戴不胜论薛居州，与戴盈之论什一之赋、关市之征。”在孟子看来，宋王偃左右贤人大概不多；既不能使宋王偃为善，孟子也就在接受馈赠七十镒后离开了。由此，结束了他的宋国之旅。

  仁者无敌传宋国 将行王政乃诓言

  对于宋国来说，公元前318年是极具转折意义的一年，就在这年，宋君子偃开始称王，称为“宋康王”。由此，在诸雄争霸战国，周天子的权威完全丧尽的时候，宋国国君仿效其他诸侯国，自行废除自己的公国爵位，称王取得了和天子一样的爵位，“君偃十一年，自立为王”（《史记·宋微子世家》）。大约就在此时，对宋国变革满怀期望的孟子带着自己的徒弟来到了宋国，这从孟子高足弟子万章的问话中可以确定适宋时间：“万章问曰：‘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孟子·滕文公下》）

  在万章的询问中，他担心宋国是个小国，如果推行王政，是不是会惹得与之为邻的齐国、楚国讨厌它继而讨伐，如果这样又应该怎么办呢？孟子对于万章的询问耐心解答，他举了几个例子证明“仁者无敌”，一是商汤征讨葛国等诸侯的例子，二是周王征讨攸国、于国等诸侯的例子，从而说明诸侯如果实行王政，则不仅会得到本国人民的拥护，还会得到暴君所在国人民的拥护，如此四海归心当然会战无不胜。最后说明“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意即只怕宋君不推行王政，如果真能推行王政，普天之下民众都会抬头盼望，要拥护这样的人来做君主；齐国、楚国虽然强大，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孟子与宋王偃同时，关于宋王偃，史书说是一个暴君，而这里说他“将行王政”，两种说法可谓截然相反，这又是为什么呢？有学者据此便说宋王偃并非暴君，事实真相又如何？宋王偃行桀政，不仅《战国策》《史记》有记载“于是诸侯皆曰桀宋”，就连与偃同时、同国的庄子也有类似的说法，“宋王之猛，非直骊龙也”，他把宋王视为凶猛的骊龙。因此，《史记》等书的记载相互印映是可信的。《孟子》中万章说宋国“将”行王政，并不等于宋国已经实行仁政。从《史记》“东败齐，取五城；南败楚，取地三百里；西败魏军，乃与齐、魏为敌国”的记载来看，宋王偃是一个颇具政治野心的人。最初他可能出于一些目的曾宣布要推行仁政，所以万章才会有宋国“将行王政”的说法。而且接下来孟子师徒在宋国的所见所闻，也说明宋王偃确实没有施行仁政。

  谁与为善善王心 一傅众咻难之善

  在宋国，孟子先见到了宋王偃的近臣戴不胜。宋国能否推行仁政，关键在于宋王，所以见到戴不胜，孟子开门见山就谈起了他对宋王的看法，希望戴不胜能将他们之间的谈话转告宋王。孟子对戴不胜说：“子欲子之王之善与？”（《孟子·滕文公下》）如果想让宋王心向善道，就必须对宋王身边的人进行大的调整，宋王之所以未能实行仁政，是因为宋王身边的贤臣太少。

  孟子举例说，这就好比一个楚国大夫想让他的儿子学说齐国话，虽然找来了齐国人教他，然而身边却有许多楚国人在不停地吵闹打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即成语“一傅众咻”），在这样的环境下，即使天天用鞭子抽打他，逼他说齐国话，也是学不好的；相反，把他带到齐国首都临淄庄街、岳里这样的闹市住上几年，在这样的环境下，即使天天用鞭子抽打他，想让他说楚国话，他也只会说齐国话。所以，一个人的行为和品行与他周边的环境以及他所接触到的人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宋王身边的人若都是无德无才之人，虽然有一个人称善士的薛居州，然而即使薛居州住到王宫，天天陪伴在宋王身边，也禁不住左右宵小之辈的干扰和破坏，毕竟孤掌难鸣、势单力薄。所以宋王如果真心向善，要行仁政，当务之急是选用贤人、逐除奸佞。

  孟子通过一番剖析，指出士人除了让君主接受自己的主张，追求至善，更重要的是要为君主创造一个善的环境，让善人善事围绕在君主身边，对君主施加影响，这是一个具体的治国方法。同时，孟子也清醒地看到，宋王偃是“不善”的，且身边的贤臣能士很少，他已感到在宋国实行仁政恐怕很难。

  何待来年再减税 不若不做偷鸡贼

  宋王偃不断对外用兵，巨额的花费都要由百姓来负担，因此宋国当时税赋较高。当宋大夫戴盈之前来拜见时，孟子与他谈了实行仁政在税收方面应当注意的问题。孟子主张治理国家，在经济上要减轻税收，田税实行十分抽一的税率，市场和关卡的征税要取消。戴盈之听后对孟子说，十分抽一的税率、取消市场和关卡的征税虽然有道理，但是今年还很难完全做到，我们现在先减轻一些，到明年再完全实行，这样可以吗？

  孟子听后知道是戴盈之在找借口推托，但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又举了个例子。他说，现在有个人每天偷邻居一只鸡，有人告诉他说：“这不是有德之人的行为。”那人说：“那就先减少一点吧，我把每天偷一只鸡改成每月偷一只鸡，等到明年，再彻底洗手不干。”（“请损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即成语“月攘一鸡”）孟子认为戴盈之以及宋国的君臣明知自己的行为不对，却推三阻四不下决心马上改正，与这个明知偷鸡有错却不立即金盆洗手的偷鸡贼没有本质的区别。孟子这个时候把戴盈之以及宋国的君臣比作偷鸡贼，可想而知他的愤怒之情，而此时孟子已对宋国君臣失望至极，他的心里萌生了离开宋国的想法。

  希望越大，失望越大。由孟子在宋国的所见、所闻、所感可知，他在这里的“仁政”推广之旅并不理想。从开始对宋国实行仁政的极高期望值“齐楚虽大，何畏焉”，到“一薛居州，独如宋王何”，再到“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的极度失望，可以知道宋王偃行仁政的想法并没实施。宋王偃当时的主观目的是统一天下，行仁政不过是他的手段，其真实目的并不是造福百姓而是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正是由于宋王的动机不纯，加之身边佞臣太多，他始终没能由“不善”而“之善”。据此可以说，《孟子》中的记载与《史记》等书的记载没有矛盾，因为孟子从来没有说宋王就是一个仁义之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