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报道说，湖北省新课改语文教材中，梁实秋文章首次入选，而鲁迅作品则明显减少；人民网报道说，7月25日《人民文学》出刊600期专号，这一期新锐专号全部由80后作者组成，备受争议的郭敬明的《小时代2.0之虚铜时代》赫然被收入其中；还有是历经17年后，贾平凹的曾经被禁的长篇小说《废都》“解禁”，经修改后由作家出版社再版……这几件文化事件的影响，使人真切地感受到，我们的文化正在走进一个日益宽容的时代。

  我们知道，在语文教材中，鲁迅的作品一向是以思想性、政治性和社会教育性占主导地位的，我们也正是因为学习了更多的鲁迅的文章，才使我们了解了更多的鲁迅时代的中国历史，才更多地懂得了鲁迅与封建恶势力针锋相对的战斗人格，和他之于我们民族的意义。梁实秋的文章一向以趣味性、文学性见长，再加上他曾与鲁迅论战，被鲁迅讥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使我们不少人对其看法带上了历史和政治的偏见。这次梁实秋文章入选语文教材，便是打破了这种偏见，冲破了以文学与政治性、文学与阶级性二元对立的标准看待文学、看待历史的桎梏，这不仅是一种如何看待文学和政治关系的观念的进步，也体现了一个价值多元化、社会包容的时代的文化特征。

  郭敬明小说挺进《人民文学》，文学向市场低头？相信看了关于《人民文学》刊载郭敬明小说的文化报道，不少读者会产生这样的疑问。的确，在读者的眼里，无论是作家行为还是人格特征，郭敬明已经是一个很市场化的80后作家，《人民文学》刊登他的小说，让读者很容易得出《人民文学》这种严肃、传统的文学刊物，向商业化作家乃至向市场“低头”的结论，自然争议也非常激烈。在一个经典文化和畅销文化并存的时代，这样的争议甚或反对，几乎是必然的。这说明，在这样的时代里，如果再以简单化、单一的文学思维而缺乏一种多元的文学价值观念和包容的文学心态，已经很难解决好文学与读者、文学与市场这种复杂的文学问题。也许《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李敬泽所说：纯文学不存在一个明显的界限，作为文学期刊也会注意到文学趣味性和边界的变化，“文学不只存在严肃的一面，人们也不是因为严肃才去热爱文学；文学有其弹性和包容度，它的边界也在不断变化中”，更能代表这种文学观念的变化……

  在近期的文化事件中，比较引人关注的，应该是《废都》的再版“解禁”。17年前《废都》因大量性描写引发争议而被禁止出版。对现在《废都》能再版，贾平凹最切身的感受就是，这说明了社会的进步、社会环境的宽松和文坛关系的回暖。“解禁”是一种文学现象，但它更能说明一个文学宽容的时代的到来。对这种文学“宽容”的意义，实际上已经给出了不同的解读。对《废都》来说，是给人们提供了重新审视的机会；对文学来说，是一种大幸；对贾平凹来说，是一种解放，他获得的是一种人格、道德和身心的解放，他还更看到了“文风就是国风，文学艺术方面的风气就是国家的风气，国风决定文风，文风也影响国风，文运的成就是国家强大与自信的必然结果。”

  文化走进“宽容”时代，呈现宽松、包容、多元的气象，使我们产生了对文化“宽容”的思考。文化的“宽容”，最基本的体现就是一个生命个体没有精神上的紧衣，灵魂不被拘束着。文化的“宽容”，就是个人创造力和想像力被容许极大地奔放发挥出来，社会的总体创造力因此而生机蓬勃、创意充沛。公民通过深度的参与和彼此碰撞激荡而逐渐形成社会的共同价值观，这个社会的共识——也就是身份认同——由于是来自人民的想像力、自发意志，和共同承担未来的公民意识，而不是来自从上而下的权力，因而是凝聚而坚定，向心力强大，不易解体。房龙说：宽容这个词是一个奢侈品，我是在较为开明的社会环境中长大成人的，这个社会信仰米尔顿的格言，“最高形式的自由是按照自己的良心自由地了解、自由地阐述和自由地辩论”。罗素说：在理论、思想、精神和艺术一类的东西上，新的希望、新的信仰和新的思想永远是人类必不可少的，人们不可能期待它们从死气沉沉的单调中诞生出来。是的，一个社会因为见解、思想、学术、精神、价值的“宽容”，文化的太阳逐渐喷射出巨大的燃烧气团，这些气团凝结成一个个星体，进而产生了自己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