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10月11日5版）

  “ 淫于酒妇人。群臣谏者辄射之。于是诸侯皆曰‘桀宋’。”这又是《史记》说的宋康王一大无道。国学大师钱穆说这“与孟子、万章之言迥别。盖出于一时忌嫉之口，非信史也”，其实正是如此。《孟子》记载， 万章问孟子：“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孟子以商汤王和周武王以小胜大的例子回答，并说，宋康王“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见《 滕文公下·第五章 》） 由于戴氏夺取了宋国的政权，进行了政治改革，宋国逐渐富强起来，到宋君偃时也就要行“王政”。孟子与宋康王同时，且到宋国来要帮助宋国成就大业。如果宋康王“淫於酒妇人。群臣谏者辄射之。於是诸侯皆曰 ‘桀宋’ ”，岂会受到力主王政（仁政）的儒家“亚圣”孟子的青睐？可见司马迁采用的这一说法是出于“ 忌嫉之口 ”，不可信的。后来晋时的干宝写小说《韩凭夫妻》，说宋康王霸占了韩凭的妻子，也只是小说家言，根据世俗传说虚构而已。

  纵观宋国历史可以发现，宋康王是宋国有史以来最为大胆开拓的国君，而且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这首先表现在他要实行王政的政治改革上 （从孟子 《滕文公下》 可知），说明他在政治上的进取心。国学大师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中说：“（惠） 施本宋人，而讲兼爱寝兵，宋康行仁义，宜其贤施。”其次是他在军事上进行了改革， “多检壮丁，亲自训练，得劲兵十万余。”（《东周列国志》）由此击败了多次侵宋的齐国和楚国，取得了“东伐齐，取五城。南败楚，拓地三百余里，西败魏军，取二城，灭滕，有其地” 的辉煌业绩， 而且灭了齐国所属的薛国，使弱小的宋国变成了 “五千乘之劲宋”。《宋策》 也记载：“ 康王灭滕伐薛，取淮北之地。”宋国有史以来多次被楚国欺负得抬不起头来，并经常受齐国的气，宋康王取得这样的战绩，是宋国有史以来所没有的。其三是在外交上，面对齐楚两个邻国都决心灭掉宋国、魏国也跃跃欲试的局面，宋康王采取了与秦国和赵国结好的路线牵制强邻，起到了积极作用。尽管最终没能挽救宋国，但那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问题。其四是在经济上，在发展农业的同时着力发展商业，使宋国几百里的土地不但有桑林和漆园之利， 而且使以前已是天下有名的商业都市的陶邑和彭城仍然保持着往日的繁盛，且在原来的基础上得以发展。尤其是陶邑，在宋康王时仍被称为“天下之中”、天下最繁华的城市，商业税收为诸侯艳羡。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使宋国富强起来，被诸侯称为“膏腴之国”，成为“五千乘之大宋 ”。

  另外，宋国在文化上也达到了鼎盛，先后有像庄子、惠施、 宋钘等文化巨人出现。这一现象也是宋国历史上所没有的。

  总之， 宋国能在那样恶劣的周边环境下达到这一步， 使宋国变成了一个七雄之外的中等强国，绝不是一个昏庸透顶的国君所能办到的。

  史实证明， 宋国的灭亡，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外因是：宋国的南邻楚国热衷于扩张，被秦国逼得不得不国都东迁后，扩张战略也随之东移，灭了越国后继续向北扩张，宋国便首当其冲。宋国西边的魏国迁都大梁，想把在西线与秦国交战的失利在东线捞回来，也有心向宋国发难。北边的齐国多年来就馋涎宋国军事地位的重要和经济的富饶，制定了南下攻宋的战略。宋国与秦国交好，与秦国争夺天下控制权的东方第一大国——齐国不允许眼皮底下有秦国的代理人，发誓要把宋国吞下。恶劣的周边环境注定宋国要保住自己是很困难的。历代都是诸侯霸主必争的宋国处在这样的环境下，危机显而易见。

  内因是宋国在关键时候出了内讧。宋国当时正在鼎盛时期，宋康王将王位让给了太子。齐湣王攻宋，前两次虽纠集了数国大军，仍是无功而返。不幸的是宋国在这时出现了内讧。据《战国策》所录的一篇苏秦书信透漏，当时宋康王已经让太子执政，自己作了太上王。开始情况是不错的。《赵策》 记载李兑之谓齐王曰，“宋置太子以为王，下亲其上而守坚”，后来不知何故宋康王父子失和，据史书记载的迹象看，可能是受了奸臣调拨的原因，宋康王又收回王位， 将太子驱逐出国 。李兑对齐湣王说，“ 今太子走，诸善太子者皆有死心，若复攻之，其国必有乱，而太子在外，此亦举宋之时也。”齐湣王便抓住这一机会第三次攻宋。有史家推测可能太子党充当了齐国的“第五纵队”，加上宋康王已年老，失去了对局面的控制能力，才让齐国得逞 。

  另外，宋康王在用人上也有失误。孟子曾因对宋国寄予希望来到宋国，后来因为见宋康王身边的贤人太少而失望地离开了宋国。《墨子》、《荀子》和《吕氏春秋》等书中都提到宋康王用了唐鞅和田不礼两个不该用的人。《吕氏春秋》说：“桀用羊辛，纣用恶来，宋用唐鞅，齐用苏秦，而天下知其亡。”唐鞅是个野心家，挑拨是非把国相戴子赶走而取而代之，没给宋康王出什么好主意，最终因给宋康王出杀好人的坏点子被殊。田不礼是宋康王的大臣，《史记》 说， “田不礼之为人也，忍（狠心） 杀而骄”。

  钱穆先生的《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中有这样一段话：“《韩非子说疑》：燕君子哙不安子女之乐，不听钟石之声，内不堙汙池台榭，外不罼弋田猎，又亲操耒耨以修畎亩，子哙之苦身以忧民，如此其甚也，虽古之所谓圣王明君者，其勤身而忧世，不甚于此矣。然而子哙身死国亡，夺于子之，而天下笑之。据此，则燕哙实亦贤君也。以燕哙、赵武灵之贤，可以旁推宋偃。凡其时能感动于学者所高唱禅贤让国之美论，而不惜身亲为之者，要之皆一时非常之君， 必有其可取之一端，惟宋偃、燕哙皆身死国亡，不如赵武灵尚有功业震赫于当代，身虽不终，而国祚幸保。故宋偃、燕哙独膺世俗讥诟之锋。”“观李兑其民亲上守坚之说，亦足证桀宋之为诬也。”有趣的是，后来秦国等四国灭齐把齐灭宋列为齐湣王一大罪行，也说明齐国灭宋并非是因“诸侯皆曰 ‘桀宋’ ”的“吊民伐罪”的正义之举。

  “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由以上史实来看， 宋康王何尝不是这样！史书往往以成败论英雄。《六国表》 云：“ 宋亡于齐，其后楚得其淮北徐地。当时盛毁之者，拟之桀纣，盖出诸列国之君卿。而宋之小民，则口道仁义不能忘。凡今先秦书记宋偃之不道者，皆本列国史记。而宋以国亡无史，其仁义之设施，已不足自传于后世。” 如果宋康王不是“身死国亡”而是成就了霸业，只怕世俗讥诟则不敢沾其身，史书的记载也会幡然两样 ，司马迁笔下的宋康王则也会是另一种形象。正可谓“ 周公恐惧流言日， 王莽礼贤下士时。若是当时身先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关于《史记》 的不少误记，史学界已有很多人指出。但这也难怪司马迁。在司马迁之前，经过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长时间战征，幸存的各国历史资料已经不多，且断烂残缺，他写战国史事，主要的依据只能是各国幸存的牒记。史家考评，那些记录不准确之处甚多。司马迁哪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一一考核订正？宋国因灭亡而无史，对宋康王的记载，只有根据幸存下来的资料和口头传说，供他作为依据的资料又是胜利者写的，胜利者为了显示政权更迭的合乎天意民心，无不采取丑诋对手的手段，通过捏造和夸张对手的罪恶， 把自己的侵略行为装饰成吊民伐罪的堂皇之举；为了不惹民怒，便把敌国的亡国归罪于敌国君王的个人品质。司马迁根据这些写宋国的事，岂会不出谬误？但尽管如此，《史记》仍是瑕不掩瑜，不失为一部伟大的著作。世上从来就没有绝对正确的东西，我们又何必求全责备两千多年的司马迁呢！而对被历史诬陷的宋康王来说，是应该根据史实还其真面目的。 （完）